摘要：气候环境的变化直接对北极濒危野生动物造成严重的生存危机,构建完善的北极濒危野生动物法律保护机制是保护北极自然生物多样性的必然措施之一。就当前法律层面的保护而言,不仅存在国际法和北极治理机制碎片化的现象,还存在北极原住民及原住民组织的权益尚不能得到充分的法律保障导致权利本位发生偏移的怪象。北极濒危野生动物作为北极生态环境的一部分,需要在顶层设计上构建完善的制度模式,同时鼓励作为北极利益攸关方的域外国家和国际组织投入到北极濒危野生动物法律保护事务中来,更多地参与北极各项事务的治理活动,维护北极的生物多样性。

摘要：日本于1955年正式公布《原子能基本法》后,经历了两大发展阶段,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民用核能法律体系,却以福岛核事故为转折点暴露了诸多问题。此后日本根据多重防护理论进行构建,以新建立的原子能规制委员会为核心,依托民用核能损害赔偿为主的民事诉讼与"定期检查许可证交付"为主的行政诉讼的司法实践,辅之以《电气事业会计准则》为基础的民用核能特别会计准则制度,建立起了一套以理论建构、制度架构、司法实践为主,财务会计制度等为辅的日本特色民用核能法律制度体系。鉴于我国推进"一带一路"进程中民用核能合作高速发展以及《核安全法》问世,民用核能法律制度亟需受到高度重视。日本民用核能法律制度发展的新理论、新框架及创新内容,为中国民用核能发展提供了在决策机制、透明度设计等方面多层次、宽领域的启示。

摘要：欧盟《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从2016年发布草案即引发巨大争议,尤其是第17条对数字时代在互联网环境下的版权活动主体提出了新的具体要求,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设置了新的义务,其对正在修改完善中的我国版权立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对此,以最新欧盟版权指令第17条来反观我国版权立法在修订过程中存在的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概念界定和分类不够明确、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履行义务内容不够明确和责任体系不够完善等问题,应在确立网络服务提供者最低义务的立法价值取向的基础上,从主体分类是前置要求、适当注意的义务要求、底线审查义务和运用上传过滤器技术等层面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最低限度义务进行制度设计。

摘要：推动庭审实质化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从民事审判实践出发,当前的庭审模式在结构、内容、功能和理念方面存在的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割裂、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割裂、事实纠纷解决和法定权利保护的割裂、诉讼权利和诉讼理念的割裂等制约庭审实质化的问题。在比较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庭审改良模式基础上,应当坚持当事人主导的庭审中心主义,建立争点对抗制的庭审模式,以"独立的诉答程序--强制的争点整理程序--开放的争点对抗程序--总结性的最后陈述"作为具体推进庭审实质化的程序设计。

摘要：构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网络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措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存在着碎片化、自由化程度低、覆盖面窄等问题。构建统筹和协调的"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网络面临着与重要经济体的利益分歧、高门槛的贸易壁垒、区域内法制和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等诸多挑战。我国需要坚持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目标,遵循主权和互信共赢的合作原则进行宏观层面的布局,推进高水平贸易协定谈判、设计协定范式,加强区域内外重要经贸安排的对接、协调和互动等。

摘要：随着海底勘探技术的不断发展,国际海底资源勘探活动日渐繁盛,相关争端也随之增加。为提高国际海底资源勘探开发活动争端解决的效率和专业性,国际海底管理局曾在《“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规章草案》中创新地提出了“审查机制”。然而,近年来有关“审查机制”的讨论逐渐湮灭。原因在于,该项制度设计虽以效率和专业性为重,但实际上却部分背离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精神。于中国而言,国际海底资源勘探开发活动的争端解决制度创新是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实现“海洋强国”的应然关切,“审查机制”酝酿的理由及其夭折的原因理应成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海底制度建设的有益鉴戒。

摘要：构建"一带一路"国别投资法治环境评估体系具有必要性。评估体系指标设计涵盖投资环境、投资立法、投资司法。构建"一带一路"国别投资法治环境评估体系必须坚持公平合理互利共赢的运行原则,打造"一带一路"国别投资法治环境评估专业机构,设置灵活包容的评估标准,保障评估数据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实现各个程序与制度内容之间的相互协调。

摘要：作为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重构全球经贸秩序、争夺规则主导权重要载体的TPP,其争端解决条款呈现出适用范围广泛、更加注重司法性、更加强调透明度和时效性,以及注重与其他国际体制的兼容性等特点,是WTO、NAFTA等现有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的"加强版",也是"规则导向型"争端解决机制的"升级版"。但也要看到,TPP争端解决机制所涉主要内容及透射出价值早有端倪,在众多区域贸易协定中或隐或现,仅是绽放程度有所不同,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已呈趋同之势。我国在自贸协定谈判中要及时关注相关内容和主旨,借鉴以TPP为代表区域经贸协定争端解决制度设计,从法律文本和法律实践两个层面,完善我国自贸协定争端解决机制。

摘要：南海IUU捕捞的显著危害不仅直接损害着南海渔民的合法权益,还将威胁我国的海上主权和领土完整。为适应新形势下国家在地区和全球事务治理中的角色转变,完善南海治理,包括对南海IUU捕捞的治理,成为了我国需要关注的重点议题。有效打击南海IUU捕捞活动,首先需要在中国语境下对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同时,要充分认识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港口国措施协定》对我国开展南海IUU捕捞治理的重要性,前者将为我国的治理提供最根本的国际法依据,后者的"港口国措施"和"信息交换和共享机制"则将为我国具体治理措施的设计提供参考。整体上看,我国南海IUU捕捞的治理制度应当在国家宏观计划的指导下,紧扣南海IUU捕捞的概念界定,从"监管外国IUU捕捞渔船"和"保障我国南海渔民权益"两个层面展开。在第一个层面,要推动制定渔船信息报送制度,并加强《海警法》下的海上执法力度。在第二个层面,可以在常态化护渔机制之下,探索建立以捕捞许可证为中心的申请、退出、流转制度,鼓励我国南海渔民开展作业。

摘要：数字经济背景下,世界主要国家均在积极探索协调个人数据信息保护规则与跨境自由流动规则。《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要求成员国寻找到个人数据信息跨境自由流动及其安全权益保护的合理平衡点,以期形成统一的个人信息跨境流动保护与监管的合作机制。我国正推进加入DEPA谈判,但国内法关于个人数据信息跨境流动的规则,与DEPA有关规则之间存在立法理念目标、规则设计目的和限制判定标准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式涉外法治现代化语境下,为更好调适融通我国国内法与DEPA的个人信息跨境流动规则以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应合理援引例外条款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可信任标志及认证制度,厘清需要严格保护的个人信息的范围与内容,加强与DEPA成员国之间的个人信息跨境流动保护与监管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