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有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为具体表现的环境私人执法机制,受补偿性赔偿数额偏低的制约,无法完全实现其弥补环境法公共执法不力、威慑不足的制度功能。惩罚性赔偿因其威慑有力的特征,从而成为补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威慑水平的最优选择。私人执法和惩罚性赔偿均滥觞于"公法私法化"的浪潮之中,两者均将通过私人行为保护公共利益作为其价值目标,并且惩罚性赔偿实质上是私人执法有效实施的保障手段。在将惩罚性赔偿引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过程中,应从功能定位、运行机理以及外部约束三个方面,把握其实现的路径,明确制度设计中所要遵循的约束条件,合理地设计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数额确定规则以及赔偿金分配规则。

摘要：《土壤污染防治法》第45条确立"污染责任人"与"土地使用人"为法定土壤污染修复责任主体,前者承担首要责任与终局责任,后者承担补充责任。农地作为土地的重要类型之一,污染问题亟待解决。引入"状态责任"对及时管控污染风险与修复污染农地有所裨益,但应契合本国既有的经济制度与现行法律规范体系。就农地而言,其污染管控与修复责任主体应与建设用地等有所区别,应对农地使用权人作类型化区分,设计不同的责任承担规则。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农村污染地块的风险管控与及时修复,保护脆弱的农村生态环境,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有利于保护"三权分置"农地改革中土地使用权人的可期待利益,提高经营积极性,实现农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