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所形成的精神产物,是国家层面最高的集体归属感基础。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过程中,仪式作为兼具文化展演和情感凝聚功能的象征性活动,具有独特的载体和路径作用。仪式通过发挥认知在场与情感浸润的心理作用,以集体记忆刻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身份认同,以情感共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认同。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时代,可以通过强化仪式顶层设计、丰富仪式传播场域、突出仪式共有符号等途径,挖掘仪式承载的共同性价值,发挥仪式的社会化功能,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价值得以隆重、庄严、规范的呈现和强化,促使行为从特殊到日常的流变,以此助力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

摘要：在文旅融合视角下以可持续性发展理论与活态传承理论为基础,以成都平原传统村落非遗数字化保护为研究方向,剖析传统村落非遗的文化特性与保护现状,构建以“留存-加工-展示”为主线的传统村落非遗数字化技术体系与保护策略。研究表明:1)成雅交界核心、绵德交界核心、乐山北部核心3个高密度村落空间分布极核的非遗保护设施分布较不均衡;2)以文旅融合为主要导向的村落非遗数字化保护技术体系包括数据留存技术、信息加工技术、展示传播技术,并以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MySQL)存储,地理信息系统(GIS)、虚拟现实(VR)等为核心;3)成都平原传统村落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传承策略包括规范数据标准、加大数据采集力度、附加非遗的文化价值、以非遗赋能文旅融合发展,从而增强传统村落内生发展动力与助力巴蜀村落文化振兴。

摘要：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城市发展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城市现代管理体系建设进行了艰难而曲折的探索。改革开放后,城市管理由政府一元化管控模式向以政府为主的多元化管理模式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管理转变为城市治理,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基本形成并日益完善,城市治理能力也日趋现代化。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人民城市理念和“全周期管理”理念等创新理论。新时代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具有新特点,一是从顶层设计到贯穿基层社会,二是系统性与协调性相结合,三是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智慧城市治理体系。

摘要：党的二十大吹响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征程上,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推动民族地区同步实现现代化,必须牢牢抓住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一方面应通过坚持思想文化引领、拓宽宣传教育渠道、营造浓郁氛围、借力传统文化、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活动等措施,引导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牢实现各民族共同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要通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以生态优先的产业结构调整、深化改革创新、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措施加快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摘要：儒学自两汉始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有了初步的传入影响,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渐进增强。汉代中央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孕育出主动习儒传儒、开发民智的“汉三贤”。明代贵州建省,统治者大力兴教,加之贬谪贵州的儒士王阳明创办书院讲学,当地少数民族上层积极靠拢儒学,大大促进了儒学在贵州的传播。清朝雍、乾改土归流后,书院、义学的繁盛,使儒学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影响更趋广泛、深入,以伦理为本的儒学文化逐渐被少数民族普遍认同、吸收、融汇,促进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摘要：坚持敢于斗争是党的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时代伟大斗争的内涵十分丰富,应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人民利益,投身改革开放,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防范各种风险等多种维度进行理解和把握。赢得新时代伟大斗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正确认识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性质,正确理解各种斗争的含义,针对矛盾的特殊性采取不同的斗争方式;必须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及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下看待伟大斗争,要灵活运用斗争艺术,充分发挥伟大斗争的作用。

摘要：黎族'太古风致'哲学思想主要由原始的神话巫术、崇尚自然的生存哲学、'诚信为王'的处世哲学、大同社会理想等构成。由于海南岛孤悬海外,加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其文化长期处于自我封闭的原始状态,但'人之初,性本善'的本色犹存,当儒学来到海南便受到黎人的追捧,儒学也在海南大放光芒。对黎族'太古风致'哲学思想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哲学的生成与演变逻辑,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

摘要：在我国悠久的民族融合和历史变迁中,儒学传播与诸夏周边"四夷"民族的原始思维形成交集,儒学影响为少数民族哲学形态的发育生成注入活力和血液,儒学转化则构成了少数民族哲学多元共生的重要思想内容。由接触碰撞到认同吸纳进而转化融会儒学,是我国少数民族形成发展中哲学发蒙、生成演变的递进性标志。"释儒""伊儒""似儒""辨儒(原儒)""反儒"等,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哲学的重要观念构成,是中华各民族团结统一、和谐共进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

摘要：作为壮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学,曾以古文经学为特色的儒家经学形式活跃兴盛于壮族先民地区,以董仲舒之学和以“统合儒释”为思想内容的汉唐儒学传播影响于壮族先民地区,以程朱陆王为主体的宋明理学浸润渗透于壮族先民地区,同时集中表现在壮族伦理道德长诗《传扬歌》与儒家思想的一致性。这是我国历史上壮族先民在精神文化上能够获得较大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可资总结弘扬的思想经验。

摘要：儒学与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文化的关系在先秦的孕育阶段,经过深刻的"华夷之辨",处于关系建构、探索奠立时期。汉唐之间由儒学对我国少数民族先民哲学文化思想观念的初始传播到深入影响,有的少数民族的哲学文化、思维水平甚至显现出与一定时期中原儒学文化的交流融通或理论同构性特征。五代十国两宋时期,演进到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文化主体意识增强、各以本民族哲学文化思想观念为母体自主地消化融会儒学,元明清三朝转化创新并涌现出"释儒""伊儒"等少数民族儒学形态。儒学与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文化思想观念"和而不同"、交融互动的关系,由外在到内生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了中国少数民族儒学多元化理论形态的创新性建构,是中华各民族团结统一、和谐共进的重要传统思想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