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碳中和的实现需要庞大资金支持,政府仅能满足少部分资金需求,如何通过绿色金融引导资金流入碳中和领域,防范化解碳中和实现过程中的金融风险,推动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是当下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通过厘清绿色金融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内涵以及绿色金融与碳中和的关系,剖析中国绿色金融推动碳中和实现的主要特点,并对应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绿色金融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方式,提炼出绿色金融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的两大路径:政策设计与金融创新。分别按政策设计路径与金融创新路径,从绿色金融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的财税与金融支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合作、宣传与人力资源四大类政策,与定价、金融工具、风险管理三大类金融创新出发梳理现有研究成果。探讨绿色金融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政策以及金融创新的未来研究方向;提出进一步优化政策体系,完善企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以及气候等信息披露规范与数据共享机制,加强金融科技的应用,充分关注气候转型风险、加强组织模式与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等路径建议。

摘要：近年来,全球经济数字化进入快速发展期。数字经济有利于培育拓展新税源,但同时也模糊了地域和国家的界限,给税制设计、税收收入分配、税收征管带来了严峻挑战。不同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针对经济数字化税收征管进行了探索研究,中国也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劳动关系变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等视角分析数字经济税收治理的逻辑起点,以此为基石聚焦税收征管制度的全面重构和改革,并提出应对数字经济税收治理的前瞻性思考,即以法律法规保障、技术赋能布局、体制机制优化等为抓手,完善数字税收制度设计;以数字技术赋能税收征管方式改革,建立健全多元协同治税的“以数治税”模式;提升数字税收治理效能,实现税收治理数字化、智慧化、智能化的全方位突破。

摘要：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型环境政策作用激发企业绿色治理动力,是当前完善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筑牢高质量发展绿色基底需解决的重要命题。本文根据节能产品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手工采集清单内提及企业,基于观念治理、过程治理以及末端治理的三方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政府绿色采购对企业绿色治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进入政府绿色采购清单能够改善企业绿色治理表现,该结论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政府绿色采购有助于强化企业环境治理意识、发挥绿色创新补偿以及激励环保设备投资,进而提升其绿色治理水平。横截面分析发现,政府绿色采购的微观绿色治理效应对重污染、严规制、强竞争和高科技行业更明显,且通过强制采购方式执行的政策激励效力高于优先采购。本文为全面理解政府绿色采购带来的环境经济效益提供了经验证据,对进一步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框架、提高环境治理综合质效具有启示意义。

摘要：为研究不对称信息下跨国最优技术授权合同设计问题,以外国企业为授权方,本国企业为被授权方,构建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来分析外国企业的最优技术授权合同设计及其选择条件,进而考察授权合同选择、本国企业生产规模不经济等对技术授权、社会福利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考虑本国企业选择生产外包与本国企业生产规模经济情形,对原始模型进行延伸和拓展分析。研究发现:分离合约是外国企业的最优选择,并且会策略性地选择固定收费形式或者双重收费形式的跨国授权合同;本国企业生产规模不经济并不会影响外国企业对跨国授权合同形式的选择,但会促使本国企业降低产品产量,产品价格上升;规模不经济对各个企业利润的影响取决于市场条件,但却总是会导致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的损失。本国企业选择生产外包与本国企业生产规模经济不会影响外国企业对跨国授权合同形式的选择,但会影响外国企业和本国企业的均衡决策。

摘要：在创新资源配置国际化与创新活动复杂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策源地与开放性国际秩序的坚定支持者,始终坚持构建资源开放和成本共担的全球性科技开发与共享体系。通过构建“海外研发—创新资源溢出—东道国创新绩效”三维阶梯式理论框架,将中国企业设立海外研发中心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9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中国智慧出海对东道国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海外研发中心对东道国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优化东道国创意产出、知识吸收能力和人力资本等途径实现;从实际效果来看,如果东道国本身具有较高的创新关联度和较好的营商环境,则能更好发挥中国海外研发中心的创新提升效用。

摘要：受到科技快速发展的有效推动,智慧城市成为了现代城市的一个主要发展建设方向。而智慧城市建设活动与区域产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能够确保在智慧城市建设期间实现区域产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文章先是对智慧城市以及区域产业经济做出了简要介绍,同时分析了目前智慧城市建设以及区域产业经济发展存在的不足,并基于此,分别从政策机制、层顶设计以及科技创新等多个方面,针对两者的融合路径做出了深入探究,以此在提高智慧城市建设成效的同时,促进区域产业经济不断向好发展。

摘要：群体领导不仅能够塑造积极向上的团队文化,还能够提高团队绩效,激发团队成员的创新创造潜力,《孙子兵法》蕴含着丰富的团队领导思想,其“谋定而后动”的战略规划“、知己知彼”的组织协同“、上兵伐谋”的团队管理策略“、正合奇胜”的团队协作、领导者对团队的激励与引领等为现代组织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摘要：文化创意产业是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重点产业,其发展水平与政府行为和资源禀赋条件紧密相关。本文基于2014-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文化创意产业数据,从财政、税收和营商环境三个维度衡量地方政府竞争,使用系统GMM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和资源禀赋对文化创意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地方政府竞争对文化创意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发展存在正向滞后效应;财政竞争和营商环境竞争有利于纯技术效率的提高和创新技术进步,长期的税收竞争则会抑制技术进步;资源禀赋对文化创意产业TFP增长率的影响与地方政府竞争手段有关,文化创意资源禀赋在营商环境下存在“资源诅咒”,在财政和税收竞争性下存在“资源恩赐”;资源禀赋将加剧当期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负向效应,削弱正向滞后效应,与地方财政和营商环境之间存在不显著的协同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发现,促进要素流动是地方政府竞争和资源禀赋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最主要机制,其次是集聚效应和挤占效应。

摘要：基于2011-2019年158家A股文化创意上市企业数据,从支持性政策角度,分析了政府支持对文化创意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存在显著影响。中央支持政策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对技术配置效率的正向影响;地方支持政策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性作用,主要来源于对资本和技术配置效率的负向影响。区分不同要素市场化水平的中介作用显示,资本市场化水平在中央支持政策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而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市场化水平对地方支持政策均不存在中介作用。此外,文化创意企业履行社会职责会降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在中央支持政策与资源配置效率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摘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发挥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积极作用,建立协同机制,构建包括三种分配形式在内的协同性三次分配制度。协同性三次分配制度是促进三种分配形式协调配套、同向发力的一套制度安排,而不是与三种分配形式并列的一种分配形式。构建协同性三次分配制度,应坚守分配倾向的人民性、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分配形式的耦合性、分配过程的和谐性和分配操作的艺术性五个原则;在分配对象、分配领域、再分配职能、三种分配形式的关系、分配理念等方面进行创新,科学确定黄金分配率,充分发挥再分配的杠杆作用,审慎推动第三次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