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贤形象是《白鹿原》的核心。白嘉轩是治理有效的乡贤代表,朱先生是乡风文明的乡贤代表。小说与电视剧中白嘉轩的形象得到读者与评论者的褒奖;电视剧中朱先生与白嘉轩同样光彩照人,但小说中的朱先生却被认为是败笔。"朱先生悖论"具有三方面的启示。第一,精神性乡贤形象的成功塑造需要与之契合的时代氛围。小说对朱先生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这是电视剧中朱先生形象饱满的基础。但是小说创作时代,物质性需求的满足是乡村的时代主题,文化氛围不能与具有崇高追求的精神性乡贤形象契合。电视剧创作时代,精神性需求的地位得到提升,文化氛围基本能与朱先生代表的崇高精神层面的乡贤文化契合。白嘉轩兼具物质性与精神性,30年前与30年后,都能契合乡村发展的时代主题。第二,白嘉轩与朱先生具有不同的乡贤特质。白嘉轩的乡贤功能更多表现在"治理有效",朱先生的乡贤功能更多表现在"乡风文明"。30年前的乡村离不开治理有效,"乡风文明"则近乎奢侈。乡村振兴战略中,"乡风文明"目标位于"治理有效"之前,体现了新时代其重要性得到提升。朱先生形象契合了新时代的历史需求。第三,朱先生的形象塑造具有前瞻性。陈忠实冒着极大的风险,超越了注重物质的20世纪80年代,创造了聚讼纷纭的时代跨度极大的人物形象,这既是引发"朱先生悖论"的症结,也体现了陈忠实创作垫棺作枕之作的先见之明,使小说更具经典性,使《白鹿原》的影响经久不息。

摘要：关中文化深受关学浸染,不同文本的《白鹿原》对关学表现出不完全相同的态度并给予有细微差别的评价。陈忠实自幼服膺关学大儒牛兆濂,具有关学精神的家世传承。但他写作《白鹿原》的20世纪80-90年代,中华传统文化地位不高。囿于时代的局限,小说中不可能深刻发掘朱先生、白嘉轩、仙草等人反映的关学精神并发扬光大。他在塑造出一批切实践履关学精神形象的同时,也塑造出更为生动的田小娥形象以解构理学的糟粕。进入新时代后,强起来的中国坚持文化自信,弘扬关学等优秀传统文化。电视剧对小说进行的改编,进一步深入发掘了文本的关学精神,塑造出一批具有正能量的光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