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围绕虚假广告罪的犯罪圈问题、立案追诉标准适用问题、发挥社会治理作用问题,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认识,应结合经济社会形势进一步解析上述热点难点问题,以消除理论分歧,厘清工作思路。

摘要：立足于“大历史”视角,中国传统腐败治理体系分析旨在梳理和总结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下腐败治理的核心理念和主要措施。中国传统的腐败治理方案首先是借助德礼教化构筑腐败治理的思想基础,如在选官任吏中注重德行考察并通过强化名节观念树立为官理念;继而借助严密的律法搭建腐败治理的制度框架;然后细化腐败治理的正向引导措施,保证制度的有效运行,如采用优俸制度引导官员自觉抵制贪腐,设计考课制度引导官员勤于政事。中国传统腐败治理中的惩治措施主要是赋予监察机关强大的惩治腐败权力,并以垂直管理的模式保证权力行使。从经验和不足两个角度评析传统视角下的腐败治理,可以为当今的腐败治理提供借鉴。

摘要：基于不同诉讼参与人的立场和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影响,检察官在履行刑事指控职责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在诉讼情境中表现为个体积极追求有罪判决、个体立场相对片面、指控成立与个人业绩挂钩。正视刑事指控的功利性有助于找准出庭支持公诉的重点,明确审查起诉和刑事指控的目标管理导向。

摘要：单纯依靠传统的以案件流程监控和质量评查为主的案件监督管理模式,已不能充分满足新时代对检察权运行的监督管理需求。贵州省检察机关探索以“三书比对”为重点的一审公诉案件常态化监督与流程监控、案件质量评查相结合的模式,构建检察机关案件监督管理新格局。从模式设计来看,该机制具有监督重点明确、实体性监督成效明显、案件监督管理与业务指导融合提升等特点。从实际运行效果来看,该机制具有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发现实体问题增多、促进检察官规范办案等优势。进一步来看,可从评估案件整体质量、监督和引导侦查活动、益督审判活动、发现司法腐败线索等方面,对“三书比对”机制功能进行延伸。

摘要：评估检察改革在社会层面产生的效果,可以帮助提高改革决策的客观性,侧面反映司法公正情况。在设计评估指标时,要注意考量其他领域的评估方法和效果,从基础原理入手,明晰评估指标的必要条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断检验预设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摘要：当前,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初始设计已厘清程序设置的正当性,实践中急需解决诉前程序运行中出现的检察建议内容空泛、“一纸检察建议”、诉与不诉标准的客观性等问题。诉前程序的案件诉前审查、作出不起诉决定等具有明显的司法特征,这是诉前程序司法化的逻辑起点。诉前程序司法化的实质是改进法律监督的效力保障方式,在完善路径上,应构建控辩与判定的三方组合方式、不起诉公开审查机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等,为程序运行提供更为正当而持久的生命力。

摘要：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具有确保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神圣职能,不起诉权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基本权力,在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犯罪结构随之呈现改变,严重暴力犯罪占比持续下降,轻罪占比逐渐上升为主要犯罪类型,我国的追诉模式也由积极主义向便宜主义倾斜,因此,不起诉权的适用空间逐渐扩大。司法实践中,由于不起诉制度不健全、适用标准不统一、尺度把握不严格、救济途径不完善等方面的原因,使得该项制度在实际运行方面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检察机关应立足检察监督办案实际,不断完善顶层设计,构建监督制约机制,创新办案模式,特别是确保相对不起诉制度的科学运行,更好地实现不起诉制度价值目标,助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

摘要：震惊全国的瓮安"6·28"事件后,贵州探索实施未成年人违法和轻罪消除制度,成功处置了涉案未成年人的帮教回归问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吸收了实践经验,正式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实践发现,案卷材料的物理封存易于操作,但仅是形式上的封存,非制度设计初心,而封存效力的暧昧不明已成为制约该制度的瓶颈,与相关"国家规定"衔接完善,尽快明确封存犯罪记录的法律后果,是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制度得以立足进而发挥其生命力的关键。

摘要：近年来学界对于完善假冒专利罪适用提出了诸多建言,比如废除自诉、扩充犯罪客观方面、提升刑事案件数量等。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未采纳上述建言说明当前假冒专利罪的实体和程序方面的设计仍较为符合现实需要。保留专利权人的自诉权更有利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最大化。冒充专利、专利侵权等行为既无必要纳入假冒专利罪客观方面,也并不缺乏特殊情况下按他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现行专利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在权力配置较为科学合法,没有必要为了提升假冒专利刑事案件数量予以改造。司法机关对专利保护的热情应与市场需求相契合,现阶段没有必要将假冒专利罪适用作为彰显工作成效的突破口。

摘要：任何国家权力在运行过程中都要受到监督与制约,这是现代社会保证权力不被滥用的唯一方法。检察权作为一种国家监督权,同样受到监督与制约。我国检察机关自1978年恢复重建以来,加强和改进检察权运行监督机制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措施。随着国家法治进步以及司法领域科技应用步伐加快,我国检察权运行监督机制的全面性、操作性、互补衔接程度均有所提升,表明我国检察权运行监督机制基本形成体系。就学理讨论和司法实践而言,检察权运行监督机制可以分为内部与外部、纵向与横向、人员与案件等类型。本文以1996年我国检察权运行监督机制研究的历史为起点,透过各种理论观点、制度设计、实践探索,梳理和分析检察权运行监督机制规范化建设的历程,希冀为我国检察权运行监督机制工作提供思路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