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如果将当代文学放置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视野中来观看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当所谓后现代文化符号纷至踏来,文学正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宏大的历史化叙事遭受了质疑,文学自身也面临着走下神坛的焦虑,正如陈晓明所说:"当历史确实趋于祛魅时,文学艺术的表意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轻松自如,无聊的快乐并不意指着永久的解脱.……

摘要：老师很高兴,从书柜里抽出一个蓝夹子。沈莉注意到,夹子的脊背上贴着白胶条,写有陶笛两个字。这样的夹子书柜里还有很多,整齐地排放着,像悬挂在墙上的那些乐器。老师是个整洁、细致而温雅的人。她挑出一张谱子——爱尔兰画眉。名字真好!沈莉禁不住抚摸了一下。老师说,一个小时的课就够了,小时候没学乐器真可惜了。她找出50块钱退给沈莉。这张曲谱就送给你吧,也算师徒一场。说着就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走在回家的路上,心确实静了许多。心理医生的建议很好。沈莉打算回家就练习这支曲子。然而走到小区门口,手机响了。

摘要：“小小说是平民艺术。”成为小小说身份的宣言，不但为小小说作了文体上的定位，更将小小说引入了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平民”意味着可亲近性，单纯质朴，具有世俗的亲和力，具备大众文化气质；“艺术”则决定了文学品位，而与一般故事划清界限，还可与精英文化项背相望。可见小小说天然形成了它雅俗共赏的独特魅力，它在文学逐渐退守边缘的时代拥有庞大的读者群足以证明其生命力，活跃在小小说台前幕后的作家群更是功不可没。

摘要：讨论文学性问题,首先需要避开一个误区,即“本质”层面的文学性经常无法也无需言说,文学界讨论的文学性常是“策略”上的文学性,即通过“建构”文学评价标准来表达对创作、研究发展方向的意见。这即是强调研究的当下性,让研究与文学现场相互影响、结合。今天讨论文学性问题的大背景,就是以文学史研究为主体的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现场关系渐远。本文从学术史入手,梳理从1980年代到20世纪当代文学研究逐渐“历史化”的过程中,文学研究与现场如何逐渐分离,并在最后提出,今天若想让文学研究重拾当下性,与现场创作再度结合,一是要以“文本细读”的方法探究“潜结构”“潜叙事”,二是在“文化史框架”中,在广义的“叙事性艺术”范畴内观照当代尤其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在更宽广的文学性视野中定位文学研究的未来。

摘要：一去公安厅何良诸匆匆迈下台阶,钻进文化厅的轿车,心里发愣,神情恍惚,说:'去公安厅。'司机一怔,文化厅的车,常跑省委宣传部、电视台、几大艺术院团、各基层市,从没有去过公安厅。司机觑后视镜,何良诸脸色苍白,丢魂失魄,像个投案自首者。司机将烟蒂塞进暗盒内,关闭音响,启动了轿车。

摘要：德里达认为，把结构主义从索绪尔的语音中心论方法中解放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人类的语音是一切哲学的终极限定（the ultimate sanction）——卢梭的哲学就是如此。这些哲学多少总是把本源与在场的形而上学作为自身的基础。德里达早期有一本关于胡塞尔的专论（《言语与现象》1973），在书中他反复驳斥这样一个观点：哲学可以重返意识本身直接生成的意义和经验逻辑。

摘要：工业题材与城市文学都不是严谨的文学批评概念；但说到工业题材或者城市文学，多数人都能够理解其中的内涵：以工厂为背景、以工人为主人公，或者以城市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创作。中国的现代城市，大多数与工业化进程相伴。反映工厂、工人生活的作品，必然要与以城市为背景、以城市生活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纠结在一起。

摘要：刁斗的《代号SBS》为后体制时代找到了一个物质化的比喻——SBS。在SBS身上呈现出两个属性：在现实方面，它是与我们齐头并进的当下感受，凸现今天的面貌、声音和质地；在核心方面，它又是一种亘久不变的体制的象征。政治的符号转换成经济的符号，奴隶成了公司里体面的职员；然而，这些充满热度的当下辞令，并没有将体制的本性消蚀，相反，喧哗与骚动的外在形态，将本质的秘密，深深地遮蔽起来。

摘要：乔叶的名字最早令人熟知于散文。这位出版过多部散文集、见报率相当高的作家一度被媒体称作“青春美文作家”，无论恰切与否，毕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她散文创作的号召力。同样生于70年代的我们，曾经与她一同走过那段懵懂青春，那样美丽纯净蕴含诗意的文字，令人流连于岁月的沧桑，浑然不觉地朝着中年进发。

摘要：1我下乡当知青的地方,村落分布很有特点。房舍就像没娘的孩子,凌乱地被散落在沟壑纵横的褶皱里。拉拉屯大队下面有八个生产小队,每个小队都隐没在茫茫大辽西的丘陵山地中。据说,这就是村子为什么叫"拉拉屯"的原因。能够把村庄勾连在一起的是远近的狗叫声,还有大队干部徐大嗓的大嗓门。徐大嗓专门把知青都叫到大队部开会,这不是什么稀罕事。知青们惹乱子的事情多了,一出事就要开会。徐大嗓工作很讲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