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今天这样一个“磁悬浮”或“词悬浮”的时代，诗歌，如何进入我们的生活，或者说，诗歌究竟还能对我们时代的生活产生多少影响，那种久远的、可贵的诗歌精神，那种艺术所具备的天然的震撼力，对我们的灵魂还能构成多大的冲击力，这样的问题已经成为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普泛性焦虑。基于近年诗歌写作的现状，诸如诗歌写作的“后现代性”、诗歌想象力的“匮乏”甚至“枯竭”、诗歌对时代和世道人心“言说的困难”、诗人身份的缺失等等，显然，这些问题也已成为生活与艺术之间发生滞涩和脱节的潜在危机。

摘要：国民党的话剧政策是由悖谬的两端构成的 :一方面把话剧当做宣传工具 ,企图通过剧团监管、戏剧审查等措施 ,将其全部纳入党化或政治化的轨道 ;另一方面又将话剧视为纯粹的商业活动 ,课以重税。抗战后期 ,国家权力扩张 ,逐步侵蚀公共空间 ,话剧的生存天地愈形狭窄 ,生存条件不断恶化。事实证明 ,国民党非但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艺术管理机制与合理的市场秩序 ,反而严重阻碍了话剧在战前即已开始了的市民化、正规化、现代化进程 :一方面使剧目向对立的两极发展 ,或者党国化 ,或者低俗化 ,文化品性严重扭曲 ;另一方面造成剧团经济困顿 ,经营失范 ,剧人生活窘迫 ,精神退化 ,演出水准降低。 1 94 3年以后 ,国民党话剧政策两歧性的恶果 。

摘要：谢有顺在评论余华的写作时曾经说：“写作的难度，正越来越深刻地折磨着那些有责任感、有艺术追求并渴望探查人类精神真相的作家们。”余华自己也谈到，作家的不稳定性取决于他的智慧与敏锐的程度，作家是否能使自己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余华发现了自己写作的难度，因为他总是努力“使自己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他总是拒斥“一成不变”的写作。在我近年对李洱小说的阅读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李洱恰恰也是这样一位努力使自己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的作家。他在1998年的一篇短文中就曾表达过自己在写作中遇到的困

摘要：翻开《全元散曲》，如果稍一留心，我们就会发现作品中穿插着王魁负桂英故事咏叹的，不在少数。宋代文人与妓女交往的故事很多，何以上述故事会成为元代文人情感心态中的一个兴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