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为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为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真正落到实处,各级地方政府必须切实履行好发展农村职能。将平衡计分卡嵌入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可以为地方政府描绘乡村振兴战略地图,明确乡村振兴的目标与重点。结合乡村振兴实践,修正平衡计分卡的四个维度,以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为手段,设计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为地方政府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各项绩效评估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摘要：互联网不断重塑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方式,用户在使用电子邮箱、搜索引擎、即时通讯和社交平台等"免费"服务时,必须同意网络服务提供者制定的网络服务协议的所有条款。网络免费服务协议是一类新型合同,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无偿"的网络应用服务,用户将其个人信息等数据通过该协议自动授权给对方,并以其用户粘性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带来广告等增值服务收入,故网络免费服务协议与无偿合同并不等同。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的"无偿性"并不能否定用户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所应有的权利,也不能将该协议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规避法律责任承担等"免责条款"的保护伞。因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技术资源、平台资源和信息资源等方面的不对称,网络服务的合同条款应避免权义失衡,在赋予网络服务提供者权利的同时,亦应令其对用户承担相应的义务,既包括说明、告知和协助义务,注意义务及安全保障义务等私法上的义务,也包括平台作为商业性的公共基础设施所应当承担的各项监管义务。

摘要：运城池神庙现存有大量的旧石刻,其众多的浮雕和圆雕形象中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容;它们雕刻精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很高的艺术价值,反映了元明清时期运城地区的石刻艺术水平。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对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中的绩效进行评估,能够有力促进该战略的贯彻和落实。作为政府绩效评估核心的绩效指标设计必须以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中履行职能为依据,遵循导向性、科学性、系统性原则。其职能必须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五大主题,采用360度多元主体评估法,建立绩效评估结果信息沟通和运用平台,以便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中能更好地改进工作。

摘要：行政公益诉讼中,强制调查权的缺失导致检察机关倾向于取证容易的案件,人为地缩小案件范围,也无法应对突发性公益案件的证据固定,不利于实现行政公益诉讼预防性要求。强制调查权派生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也由其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全面承担举证责任的现实决定。为了防止检察机关利用强制调查权干预行政权,应当完善强制调查权启动程序,设计检察委员会集体决策和上级机关审查决定制度。

摘要：遗失物拾得制度的核心是返还遗失物。赋予拾得人报酬请求权不仅平衡了拾得人和遗失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而且还会有效地激励拾得人的返还热情,有利于保护遗失人的权利。我国法律应赋予拾得人报酬请求权,应规定报酬请求权的种类、报酬数额,并明确规定拾得人不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和留置权。

摘要：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从信任、规范与关系网络三个维度详尽地分析了关公信仰于乡村治理的嵌入功能:诸如提供社会资本,促进乡村社会整合,活跃乡村经济,增进乡村社会福利和繁荣乡村文化。并从规范关公信仰组织发展、尊重民间关公信仰人士基本权利、保持关公信仰相对独立性、正确解决关公信仰与乡村治理之间的矛盾四个方面设计了关公信仰服务于乡村治理的路径。

摘要：精准扶贫是我国解决当前贫困的一项国家战略,是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在当前学者普遍研究如何设计脱贫路径的情况下,依据各地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实际遇到的问题,详细分析和精准识别在脱贫过程中的有碍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阻滞因素更为必要与迫切,只有找出这些不利因素,我们的扶贫工作才能有的放矢,扶贫路子设计才能变得客观科学,要根据各地在精准扶贫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找出一些共性的阻滞因素,以期在消除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最终实现2020年的完全脱贫。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统治山西的阎锡山政府一边忙于军阀战争,一边又在实施"村制变革",财政支出陡然增加。为了维持统治,阎锡山政府只有加大对农村社会的压榨,由此造成了当时山西农村严重的田赋负担问题。通过对田赋额数及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田赋占地价的百分比和田赋正税与附加税的比例关系的详实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山西农民的田赋实际缴纳额数节节攀升,说明了阎锡山大力宣传的"村制变革"实际上也是剥夺山西农村的重要途径,最终揭示了山西农村社会田赋征收的极端剥削性。1927-1937年,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社会以乡民百姓的血汗为代价,换得了"模范省"的美称。

摘要：我国体育仲裁机构设立类型可以归为四类:内部体育仲裁机构、相对独立内部体育仲裁机构、独立外部体育仲裁机构和相对独立外部体育仲裁机构。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相关条款的分析,未来我国体育仲裁机构的模型应当是相对独立外部体育仲裁机构。相对独立外部体育仲裁机构在设立主体层面表征为设立主体与运行管理的二分结构,即体育行政部门主导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体育组织负责体育仲裁机构的运行管理。这种二分结构是体育自治本土化的体现、是体育组织自主能动性的彰显、是具备中国特色的体育仲裁机构建构模式。在设立方式层面可以遵循“试验模式”,原因在于体育仲裁制度得以确定实属不易,通过“试验模式”获取实践经验以修正原有制度设计可能存在的偏差,进而完善体育仲裁制度。同时,“试验模式”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也符合决策者对体育仲裁机构建构过程的审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