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我们将意境这一传统美学概念移植到电影学界时,不能仅仅将其视为一种美学范式,而应重视它所指涉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并探究这种哲学内涵与电影哲学对接的可能。其中,“境”这一概念指涉的佛教哲学时常使用“镜子”作为关键隐喻。作为“镜”的感知主体与作为“境”的被感知客体组成另类的镜像结构,指向一种流动的内在关联性。这成为中国哲学介入当下欧美电影哲学,以中国视角重新定义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可以如何感知与认识世界的绝佳通路。

摘要：一、遇见波德维尔陈旭光(以下简称陈):最早结识波德维尔是2000年左右,当时北京大学出版社要翻译《世界电影史》,我与其他同志一起合作翻译了这本书并于2004年出版,翻译的时候就觉得内容太浩繁、太宏富了,我们几乎是删掉很多内容、章节,但最后出版时仍然有70多万字之厚。后来忙于工作和其他科研,一直没有下决心找机会修订。到2010年的时候又有一个机会,我带着学生翻译了他的《建构电影的意义》一书,也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的。

摘要：伦敦华语视像艺术节(Chinese Visual Festival)成立于2011年,其创建的初衷是为了能够让英国观众看到西方主流印象之外的中国。从2011年创办到2020年因疫情原因不得不暂停举办,伦敦华语视像艺术节展映的影片类型与题材均称得上多样。参展伦敦华语视像艺术节的电影人/艺术家的身份背景也有较大差异,还有一些鲜少在欧美国际电影节上露面,但在国内成绩斐然的导演。伦敦华语视像艺术节将电影放映与艺术展、音乐会和学术座谈会相结合,通过体系的开放性拒绝呈现“东方主义”视角下异域化、单一化和刻板化的中国影像,对中国艺术电影的展映将重点从单一的中国现实展现转移到对影像艺术中包括现实主义美学在内的各类美学模型的反思与质询,为中国艺术电影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摘要：1958～1965年。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艺术性纪录片作为新的电影样式出现，故事创作以真人真事为根据，很多主演由故事原型人物“饰演”，拍摄手法接近纪录电影。本文将从类型、样式、人物等方面分析其审美构成及意识形态植入机制．

摘要：在"十七年"电影中,反特类型呈现出奇异的形态,银幕上的女性与男性共同构成叙事中的革命者、建设者。性别在"平等"的口号下逐渐模糊,女性被去性别化。而类型上,反特片中"美女蛇"——女特务形象恰巧弥补了银幕上工农兵角色的灰暗单调。电影的类型消费也间接而局限地得到了补充。此外,少数民族题材同样与间谍类型进行组合,形成了"十七年"中非常有特色的边境反特类型。反特类型从形式与内容上都被冷战话语所笼罩,并艰难地在夹缝中寻求银幕的视觉消费与类型补偿。

摘要：本文以美国音乐剧著名词曲作家史蒂芬·桑德海姆的"概念音乐剧"为研究对象,阐述了这一概念的定义、起源和发展过程,总结了概念音乐剧理念的主要观点和美学特征,通过对其代表作《伙伴们》音乐风格与结构技巧的个案解读析出了这种音乐剧以"概念"为中心、结构片段化和评论式唱段三种主要特征,继而也指出了其对我国当前音乐剧实践的启示性价值。

摘要：本文旨在从人伦本位、情感疗治和民族寓言三个维度入手,分析日韩疫情灾难片的类型特征。虽然与同类型的欧美影片存在着血缘关系,但它们在叙事模式、美学风格和情感功能上形成了独特的本土化特色与民族化风格。日韩疫情灾难片通过选取小人物及其家庭关系来进行叙事,体现出更重视人伦本位的文化价值取向;通过将现代性反思更多地转向情感疗治功能,呈现出了极富东方文化意涵的温情色彩;作为"疾病的隐喻",它也有着强烈的政治批判性和民族寓言性。

摘要：龚艳（以下简称龚）：首先非常感谢黄丹老师接受《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的邀请,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一些电影创作的话题。今天一起受访的还有重庆大学的范蓓副教授,欢迎两位!我们就从今年的奥斯卡开始聊吧!

摘要：可以说,电影是20世纪最为惹眼的艺术。当然,可能也是被误解最多的一种艺术。与其他不同介质的艺术相比,电影无法避免地卷入到金钱的漩涡,深深陷入到各种耸人听闻的人事传闻和社会神话之中。人们通常谈论最多的是围绕电影的演艺八卦和名人绯闻。然而,如果能够穿透娱乐的迷雾,质询电影的生命本质,或许能够追溯到电影作为19世纪科学技术的产物,作为一种运用视觉和听觉的时空综合艺术所蕴含的特殊意义。

摘要：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关于剪辑的历史,特别要探讨的是格里菲斯的文章《电影中的节奏》(1926)所引发的争议。在这篇文章中,格里菲斯提出,电影中的具体场景应该根据导演心目中的具体镜头长度来进行剪辑。格里菲斯坚持认为,在一部模式化的影片中,镜头之间的剪辑频率必须是一个波浪式起伏不定的频率,并且这个贯穿了整部影片时长的“完美波型曲线”应成为他的“剪辑准则”。格里菲斯建立在其导演和剪辑经验上的“后分析”(post-analysis)在当今的电影史学家中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一些电影史学家把格里菲斯的“后分析”作为“电影风格的计量分析”的理论支撑,而另一些史学家则质疑:上述观念是否就是格里菲斯的观念?如果我们认定是格里菲斯的观念的话,那么,它是否就是格里菲斯真正所要表达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