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综合配套改革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的战略启动点,是推动地区协调平衡发展的支点之一[1]。国家综合配套改革是一个全方位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其核心在于"先行先试"权。试验区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先行先试"可能会引发种种社会经济问题与冲突,造成试验区的"不稳定",妨碍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的顺利进行。文章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风险评价与预警机制进行研究,并就试验区的风险应对与风险防范提出合理的建议。

摘要：为有效求解自融资投资组合模型,基于粒子群优化(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算法,提出了一种改进的量子行为的粒子群优化算法(LDQPSO)。在算法的设计中,借助Levy飞行策略对粒子位置的迭代公式进行更新,用于提高算法的局部收敛精度和全局探索能力;针对迭代后期的早熟问题,引入了多样性的判定和增强的操作。算法性能测试结果表明,LDQPSO算法在收敛精度和鲁棒性上比已有的3种PSO改进算法有更好的表现。应用改进算法对自融资投资组合模型进行了求解。与传统的遗传算法、差分进化、粒子群优化算法和量子行为的粒子群优化算法相比,LDQPSO算法在实际应用中拥有更好的寻优能力。

摘要：2005年以来,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研究随着四批试验区的设立,尤其在天津滨海新区试验区设立后迅速展开,相关理论问题基本都有所涉及。重庆、成都、武汉、长株潭四个试验区的设立,对之前的认识和研究成果提出挑战,相关理论研究有待深入。总体来看,当前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不能适应迅速开展的改革试验实践,存在一些重要不足,需要予以高度重视。

摘要：通过建立吻合度和偏离度指标,从教师和学生视角测算我国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适应性情况,实证结果显示,6项适应性计算结果仅3项合格,职业学校教师及其培养的学生专业结构与行业就业适应性明显不足,文化艺术类和信息技术类专业教师和学生表现突出。应积极引导教师转型,增加职业学校与地方产业结构适应程度的考核,强化企业、学校对职业学校师生的培养。

摘要：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以服务商的服务创新努力投入水平最大化为目标,设计考虑制造企业参与的特殊合作服务创新契约并分析其性质。研究结果表明:服务创新最优契约的存在以制造企业服务创新预算足够大为前提,且最优契约条款随着预算增大而增加,服务商保留收益增大倒逼制造企业增大服务创新预算;制造企业参与投入对服务商的服务创新最优努力投入水平产生正向影响,服务创新固定支付对最优服务创新条款产生负向影响;服务商的最优服务创新努力投入水平与服务创新的价值系数及其分享服务创新产出份额正相关,与其投入成本系数及制造企业参与努力成本系数均负相关,与外生随机变量对服务创新产出的影响系数正相关。

摘要：本文运用演化博弈,从共性技术外部性、后续商业开发及政府支持方面分析了供应商面向多制造商技术研发决策演化及机理。研究表明:共性技术外部性使得博弈演化稳定于由研发不同技术供应商共存的均衡,研发损益参数对均衡有显著影响;共性技术后续商业开发难度对供应商研发决策的影响依其外部性强弱而定,随着后续开发难度增加,外部性较强促使供应商研发专用技术,反之则研发共性技术;政府支持激励着供应商研发共性技术,而技术支持对供应商研发行为具有更强的激励作用。根据上述结论,得出供应商技术研发决策四象限分析矩阵,并根据共性技术所处象限,从补贴、技术和其他支持视角提出权变运用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引导供应商技术研发决策提供参考。

摘要：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治理机制设计影响了其风险管控。本文选取的山东试点的典型案例佳福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总体风险较小,但是内部社员参与积极性低,总体规模小。造成这一治理困境的表面原因在于规模边界小,承诺制导致借款不方便,领办人、投资人和托管银行利益分配不合理导致参与积极性不高;深层次原因在于:监管权责不对等导致对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采取了刚性治理,忽视了投资者和领办主体的柔性治理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了刚性治理和柔性治理相结合来实现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风险管控。

摘要：环保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依赖于差异化的政策扶持体系。但纵观现有研究,针对环保产业发展质量的衡量、内部异质性的梳理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的探讨仍然缺乏统一框架。以微观环保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作为切入点,基于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采用中国规模以上环保企业2003—2013年统计调查数据以及环保类上市公司2014—2018年财务披露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两个时间段的多维统计和分组计量,对中国环保企业的技术效率分布特征及其异质性来源进行了系统诊断,研究发现:①中国环保产业内部的技术效率差异广泛体现于细分行业、所有制、区域等不同维度,且上述异质性特征既受制于特定的产业和政策环境,也会对外部影响因素变化产生个性化的响应机制;②中国环保企业的微观效率演进已经从政策驱动逐步转向市场推动,并对内部管理改善和外部市场竞争具有显著的正向反馈机制,行业整合和“做大做强”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强;③中国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体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逐步改善,但环保企业技术效率变化对重资产扩张模式和负债驱动型增长的负向反馈机制依然明显,且微观环保企业层面的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和财务去杠杆压力也仍然一定程度上存在;④环保产业内部不同所有制、区域、细分领域的技术效率水平对不同类型政策扶持手段的响应机制和方式存在着显著不同。由此,要推动实现中国环保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目标,不仅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引领和调节作用,聚焦微观环保企业个体的竞争能力塑造和经营管理能力提升;也需要依据微观环保企业技术效率的异质性特征及其个性化响应机制设计针对性、差异化的政策扶持体系,并加速产业整合和结构优化,提升相关政策措施的有效性。

摘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成为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知识产权保护均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与财务风险来促进企业创新;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激励作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与资本市场表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异质性检验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具有“规模效应”“融资依赖效应”和“阶段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还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优化知识产权环境提供了有益启示。

摘要：基于对重庆29个区(县)953家扶贫资金互助社运行绩效分析发现:扶贫资金互助社总体运行绩效偏低。制约重庆扶贫资金互助社运行绩效的原因有:财政筹资居主导地位,村民参与度不高,互助社资金规模小,难以满足农村发展需求;互助社平均借款额度较低,且占用费率不高,互助社收益有限。深层次原因是:产权缺失导致对村民激励不足;"三会"治理结构运行效果不乐观,互助社内部管理激励不足,信贷风险管理能力亟待提升;外部监管没有制度化、常态化,缺乏专业监管人员和监管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