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是农村产业融合的重要路径,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基于我国31个省份1997—2019年的农业与旅游业统计数据,构建面板自回归模型,讨论农业和旅游业彼此间的作用关系,在此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评价模型进一步探讨二者之间的作用强度,并归纳出耦合协调发展模式。研究显示:(1)农业和旅游业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但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即东中部地区的农业与旅游业之间是双向促进关系,而西部地区则是农业单向促进旅游业;(2)农业和旅游业的耦合协调度呈上升发展态势,且呈现典型的阶梯式分布特征,即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为更好地推进农旅融合发展,提出在理念上重视农业与旅游业相互作用的战略关系,在政策上加大对农旅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因地制宜对农旅融合发展进行动态调整。

摘要：为有效求解自融资投资组合模型,基于粒子群优化(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算法,提出了一种改进的量子行为的粒子群优化算法(LDQPSO)。在算法的设计中,借助Levy飞行策略对粒子位置的迭代公式进行更新,用于提高算法的局部收敛精度和全局探索能力;针对迭代后期的早熟问题,引入了多样性的判定和增强的操作。算法性能测试结果表明,LDQPSO算法在收敛精度和鲁棒性上比已有的3种PSO改进算法有更好的表现。应用改进算法对自融资投资组合模型进行了求解。与传统的遗传算法、差分进化、粒子群优化算法和量子行为的粒子群优化算法相比,LDQPSO算法在实际应用中拥有更好的寻优能力。

摘要：文章对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衡量设计了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对重庆的城乡统筹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水平与全国高水平地区相比仍然处于低水平阶段,在城乡统筹的三大关系中,城乡区位关系的低水平是导致重庆城乡统筹发展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摘要：综合配套改革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的战略启动点,是推动地区协调平衡发展的支点之一[1]。国家综合配套改革是一个全方位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其核心在于"先行先试"权。试验区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先行先试"可能会引发种种社会经济问题与冲突,造成试验区的"不稳定",妨碍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的顺利进行。文章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风险评价与预警机制进行研究,并就试验区的风险应对与风险防范提出合理的建议。

摘要：2005年以来,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研究随着四批试验区的设立,尤其在天津滨海新区试验区设立后迅速展开,相关理论问题基本都有所涉及。重庆、成都、武汉、长株潭四个试验区的设立,对之前的认识和研究成果提出挑战,相关理论研究有待深入。总体来看,当前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不能适应迅速开展的改革试验实践,存在一些重要不足,需要予以高度重视。

摘要：通过建立吻合度和偏离度指标,从教师和学生视角测算我国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适应性情况,实证结果显示,6项适应性计算结果仅3项合格,职业学校教师及其培养的学生专业结构与行业就业适应性明显不足,文化艺术类和信息技术类专业教师和学生表现突出。应积极引导教师转型,增加职业学校与地方产业结构适应程度的考核,强化企业、学校对职业学校师生的培养。

摘要：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以服务商的服务创新努力投入水平最大化为目标,设计考虑制造企业参与的特殊合作服务创新契约并分析其性质。研究结果表明:服务创新最优契约的存在以制造企业服务创新预算足够大为前提,且最优契约条款随着预算增大而增加,服务商保留收益增大倒逼制造企业增大服务创新预算;制造企业参与投入对服务商的服务创新最优努力投入水平产生正向影响,服务创新固定支付对最优服务创新条款产生负向影响;服务商的最优服务创新努力投入水平与服务创新的价值系数及其分享服务创新产出份额正相关,与其投入成本系数及制造企业参与努力成本系数均负相关,与外生随机变量对服务创新产出的影响系数正相关。

摘要：本文运用演化博弈,从共性技术外部性、后续商业开发及政府支持方面分析了供应商面向多制造商技术研发决策演化及机理。研究表明:共性技术外部性使得博弈演化稳定于由研发不同技术供应商共存的均衡,研发损益参数对均衡有显著影响;共性技术后续商业开发难度对供应商研发决策的影响依其外部性强弱而定,随着后续开发难度增加,外部性较强促使供应商研发专用技术,反之则研发共性技术;政府支持激励着供应商研发共性技术,而技术支持对供应商研发行为具有更强的激励作用。根据上述结论,得出供应商技术研发决策四象限分析矩阵,并根据共性技术所处象限,从补贴、技术和其他支持视角提出权变运用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引导供应商技术研发决策提供参考。

摘要：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治理机制设计影响了其风险管控。本文选取的山东试点的典型案例佳福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总体风险较小,但是内部社员参与积极性低,总体规模小。造成这一治理困境的表面原因在于规模边界小,承诺制导致借款不方便,领办人、投资人和托管银行利益分配不合理导致参与积极性不高;深层次原因在于:监管权责不对等导致对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采取了刚性治理,忽视了投资者和领办主体的柔性治理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了刚性治理和柔性治理相结合来实现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风险管控。

摘要：环保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依赖于差异化的政策扶持体系。但纵观现有研究,针对环保产业发展质量的衡量、内部异质性的梳理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的探讨仍然缺乏统一框架。以微观环保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作为切入点,基于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采用中国规模以上环保企业2003—2013年统计调查数据以及环保类上市公司2014—2018年财务披露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两个时间段的多维统计和分组计量,对中国环保企业的技术效率分布特征及其异质性来源进行了系统诊断,研究发现:①中国环保产业内部的技术效率差异广泛体现于细分行业、所有制、区域等不同维度,且上述异质性特征既受制于特定的产业和政策环境,也会对外部影响因素变化产生个性化的响应机制;②中国环保企业的微观效率演进已经从政策驱动逐步转向市场推动,并对内部管理改善和外部市场竞争具有显著的正向反馈机制,行业整合和“做大做强”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强;③中国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体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逐步改善,但环保企业技术效率变化对重资产扩张模式和负债驱动型增长的负向反馈机制依然明显,且微观环保企业层面的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和财务去杠杆压力也仍然一定程度上存在;④环保产业内部不同所有制、区域、细分领域的技术效率水平对不同类型政策扶持手段的响应机制和方式存在着显著不同。由此,要推动实现中国环保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目标,不仅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引领和调节作用,聚焦微观环保企业个体的竞争能力塑造和经营管理能力提升;也需要依据微观环保企业技术效率的异质性特征及其个性化响应机制设计针对性、差异化的政策扶持体系,并加速产业整合和结构优化,提升相关政策措施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