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犯罪控制自身结构风险性的存在,犯罪控制体系并不能有效治理犯罪,或者成为引发更多犯罪的制度性风险源,或者导致控制效益的低下,甚至演变成犯罪控制的危机。结构性风险由控制主体、控制措施与控制客体的自反性引发,因此,从这三个方面解析当犯罪控制在运行过程中违背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并直接或者间接地产生了不利于安全与秩序的最终后果时,该犯罪控制体系就存在结构性风险。

摘要：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信息交流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使网络谣言在新媒体环境下变得异常活跃。自20世纪90年代起,英国开始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法律治理,将网络谣言纳入《诽谤法》《通信法》等法律的规制范畴,并运用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方法在言论自由与信用滥用之间寻求适度平衡,取得了积极成效。当前,我国网络谣言的治理存在权利救济制度的不科学、实体责任制度的不完善以及网络监管手段不足等多重问题。未来我国网络谣言的治理可在充分汲取英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健全和完善立法,合理设计我国的权利救济制度、法律责任制度以及互联网监管制度,在保障网络言论自由的同时,实现对网络谣言有效规制。

摘要：刑法上的正当行为应当是形式与实质的统一。所谓正当行为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实质上又不构成犯罪的论述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孤立、割裂地看待犯罪构成内部各要件的关系这一根本缺陷是产生这种认识的理论根源。对犯罪构成体系人为设计的逻辑顺序,混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界限这一基本方法错误是产生这种认识的实践根源。正当行为只是在客观性质上与犯罪行为的客观性质有某种相似性,但不能得出其行为哪怕是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结论。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规定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实现了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构建起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民主党派应主动融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配合国家监督制度的顶层设计,实现内部监督与《监察法》实施有机衔接,实现监督工作全覆盖,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摘要：在20世纪末,风险已成为占据主要支配力的问题处理方式。对于犯罪学来说,关于风险的争论已经贯穿在研究的全部范畴内。犯罪学中的风险理论经历了从隐性到显性的知识发展。在犯罪控制范式转变中,风险的规制、维控与治理与犯罪的预防、控制与治理分别对应而形成了以回抗、维控、化解风险压力为导向的控制结构。同时,作为犯罪控制结构要素的控制主体、控制措施与控制客体的任一环节的自反性都将使犯罪控制的运行超出设计初衷而出现风险性。犯罪学中的风险理论是犯罪学与风险学科的交叉研究理论,也存在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在犯罪治理中的适用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议性问题。由此,风险议题在解决我国司法实践难题时显得尤为重要。

摘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存在一定的法律解释异化现象。相关法律解释之间有冲突、有矛盾,法律解释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性解释法律,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程序法定原则。应以程序法定原则为依据,对刑事诉讼中的法律解释进行立法审查的制度性设计,以解决法律解释异化的问题。

摘要：民事速裁程序是我国在近年来的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为缓解人少案多的矛盾所推出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速裁程序的推行不仅能有效缓解法院办案压力,还对彻底解决民事纠纷有重要作用。因此,速裁程序有待于从基本内涵、历史沿革、法理基础以及与其他相关程序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以此为我国速裁程序的立法设计和司法操作的完善奠定基础。

摘要：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主动供述未被掌握的罪行,被判处轻刑后不再执行强制隔离戒毒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个别吸毒人员自以为是自首轻罪,不惜编造假案,试图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中。实践中机械的强制戒毒期限、繁重的公安考核任务、不畅的司法行政衔接,直接导致吸毒人员以自首轻罪的方式规避强制戒毒。文章从加强对自首的动机、内容、旁证等多方筛查入手,重塑吸毒人员固定在戒毒所参加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以建立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为方向,做到确有犯罪的罚当其罪、需要强戒的科学戒毒。

摘要：自学者2002年首次提出程序法定原则之后,学界就产生了程序法定是否是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争论,甚至出现了程序法定是"最重要的帝王原则"与"根本不是原则"的两极化观点。有关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之间有冲突、有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程序法定原则。通过对法律解释进行立法审查的制度性设计,以第三次修改刑事诉讼法为契机,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明确写入程序法定原则。

摘要：当前,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创新伴随着高密度的金融犯罪,金融犯罪的复杂化、专业性给检察机关的司法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实现金融检察的专业化已成为我国检察机关面临的新课题。世界各国针对金融犯罪的特点加强了对金融检察的专业化制度安排,这些经验对于完善我国的金融检察制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国北京、上海两地相继进行了金融检察专业化的试点实践,取得了一定效果,同时也存在机构设置不科学、衔接不协调、配套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必须设立综合型的金融检察专业化机构,加强内外衔接,引入第三力量,建立情报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