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清照和阿赫玛托娃这两位中俄婉约词(诗)的代表人物,因为彼此在创作上相似的艺术特色以及生活背景跃入了大众的审美视野。她们相似但并不雷同,各自有着自己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特征,这些都表现在具体的文本中。两位女词(诗)人以她们卓越的文采和细腻的心思,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挑战男性在文学上的主导地位,创作出丰富多彩的女性人物形象,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摘要：色彩意象在顾城诗歌中占有重要分量,红绿意象是色彩意象的典型代表,并伴随诗人诗歌创作的始终。色彩的意象表达不仅增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更体现了诗人心灵的不同侧面,不应受到忽视,而对顾城诗歌色彩意象的研究却并不多见。

摘要：席慕容本是一位画家,然而她却因为诗学成就风靡了台湾进而震荡了大陆。她的诗歌主要描写年轻一代的人生、爱情、乡愁、人情,自然洒脱、浑然天成。她不仅善于将绘画艺术的表现形式用于诗歌创作中,而且还能够将古典诗词的诗情画意融入到她的诗歌之中,因此她的诗歌营造出唯美的情景,是诗情与画意的交融。她的诗歌"诗中有画",不仅景中生情、情中有景,而且善于运用各种不同的意象组合营造清丽唯美的画境。

摘要：情色书写介于色情与情爱书写之间,伟大的情色书写,往往能在灵、肉之关系上达成微妙的平衡,处理不当,则很容易忽视"情"而滑向"色",落入铺陈肉体欲望与行为的色情陷阱;口语诗中以下半身写作为代表的凸显肉体感、在场感的理论主张,虽然对趋于僵硬、虚伪的体制化写作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他们的作品却没能担当这种叛逆美学的重任;他们凭借回到动物性肉体体验以获得艺术审美体验的希望,恰如南辕北辙无法实现。同样,通过表现生殖器快感去返回诗歌的本质,最终也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口语诗中的情色之作仅仅处于"物之诗"、"欲之诗"的阶段,必须经过情与美的洗涤与转换,才有可能上升为存在之诗、真理之诗,进而才配称为"人之诗"。

摘要：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千百年来,诗歌对中国文化诗性气质的养成,对中国人的人格精神、审美观念的建构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现当代的新诗艺术探索同样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就。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化追求,文化发展方式的多元化和科学技术引发的传播方式的便捷,再加上诗歌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20世纪末期以来的新诗艺术探索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突破。

摘要：陪都时期的重庆曾一度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呈现出高校林立、报刊云集、学人荟萃、群贤毕至的局面。尽管抗战时期的中心工作是抗日救亡,但这并未妨碍众多深受中西文化洗礼的文学家、文学理论家们以跨文化的眼光探讨文学与艺术的各种问题。一时间,大量具有比较文学性质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以及文艺研究的著述,发表于重庆的各大报刊或出版于重庆的各个出版社,使得陪都时期的重庆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今日重庆的比较文学界留下了一批丰厚的学术资源。

摘要：作为中国古代最主要、最正统的文学体裁,“诗”衍生出包括汉“赋”、宋“词”、元“曲”等在内的多种变体,古圣先贤、前辈学人对它们的艺术特征及精神品格做了详细的评价与阐释,从中可以提炼出各自的诗性特质,如“诗”之言志与缘情的相辅相成,“赋”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词”之音内言外、要眇宜修以及弱德之美,“曲”之出乎自然、有意境而已矣,等等。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与演绎,古典诗学形成强大的抒情传统,不仅对新诗创作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启迪我们预设新诗的诗性品格,进而以综合创新的策略充分开掘、发挥现代汉语的诗性潜能。

摘要：近年来,对草根诗歌的研究呈快速发展的趋势,但关注的重心在于其公共性特征,对其个性化的艺术追求尚缺乏足够的阐释与引导。作为底层书写的草根诗歌,批判性、介入性是其天然特征,但在将真实的体验与情感转换成审美的、个性化的诗性表达上,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就在底层写作自发涌现并受到颇多关注的同时,不少非底层的甚至知名的诗人也开始进行草根诗歌创作,出现"自我发声"与"替代表达"两种方式共存的局面,彰显出"草根诗人"身份的某种困惑。不过,公共性与个人性完满结合的草根诗歌,主要还得寄望于草根人群的自我抒写。

摘要：吕进诗学体系建基于对"什么是诗?"的追问与回答。其早年围绕"诗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语言艺术,它通常是诗人感情的直写"这一定义展开的系列论说,反复强调"诗的内容本质在于抒情",随后从"诗的审美视点"进行突破与修正,虽然将早年的"情感体验(情感化)与表达"换成更加完备的"审美体验(心灵化)与表达",但并未动摇"以‘情’为本"的核心基点。此外,在新诗文体的研究中,吕进也特别强调各种诗体的共同特征——"抒情性"。吕进秉承中国古代丰厚的"抒情传统",建构出"以情为本"的新诗诗学体系,实属理所当然与势所必然。

摘要：海子诗歌意象丰富,意蕴深厚,极具艺术张力,例如"秋"意象。本文从三方面论述海子抒情诗中"秋"意象。首先,"秋"象征丰收而荒凉的人世;其次,论述"秋"的感伤;最后,"秋"是幻象丛生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