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敦煌莫高窟作为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佛教石窟寺,莫高窟所在的崖面成为中古历史的文化“景观”,也是敦煌历史特有的宗教、文化与艺术“空间”。如何面对像蜂巢一样的洞窟“空间”组合关系,其实关系到敦煌石窟营建方方面面的问题,其中洞窟组合在崖面“空间”上的关联,以及洞窟组合所展示出来的“历史物质性”,是我们今天阅读和理解庞大的莫高窟洞窟群时所面临的有趣课题之一。而莫高窟第156、158、159、161窟所在较为独立的崖面区段,以及这一组洞窟在组合关系上的“历史物质性”,或许是我们理解这一问题一个难得的入口和线索。加上第156窟作为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结合其他三窟窟主的推论和洞窟营建特殊的历史背景,似乎可以看到在莫高窟营建史上一组特有的“政治联盟窟”,进而形成莫高窟崖面上的“张议潮政治联盟窟”。本着这样的思路,回过头来再看第156窟的营建史,实有新的发现或启示,第156窟最初的营建可以早到归义军之前的吐蕃时期,最可能的时间是《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所记张议潮赶走吐蕃统治者,在沙州自任节度使摄州事的大中二年到大中五年,因此洞窟的崖面选址充分地考虑了和张议潮一道起事的政治盟友安景旻、阎英达功德窟所在位置,同时窟内壁画题材布局设计也延续了吐蕃的传统。

摘要：老舍原名舒庆春，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等。他的作品往往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因此被称为“人民艺术家”。在他的一生中，和佛教有过很多不解之缘。

摘要：2008年11月8—9日，法门寺博物馆为庆祝建馆20周年，举办了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对20年来法门寺出土文物研究及法门寺历史文化，进行全面总结和深入研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考古研究所等全国各地从事佛教、考古、艺术、博物馆学、茶文化研究的50余位学者与会，

摘要：戴佛冠的菩萨艺术形像最早出现于贵霜时期的秣菟罗,而北朝至宋辽金则是中国戴佛冠菩萨形象发展的主要时期,并经历了禅观法与北朝戴佛冠菩萨兴起、密教与隋唐五代及宋辽金戴佛冠菩萨盛行两个阶段。依据菩萨身份则有戴佛冠的弥勒、观音、释迦、文殊、普贤、孔雀大明王等,依据冠中化佛的数量可分为戴一佛冠、三佛冠、五佛冠、七佛冠等菩萨造像类型。

摘要：叙事语言配音是网络大电影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元素,对中国影视与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本文从网络大电影叙事语言配音的表现形态和表达功能切入,结合笔者所配音影片《摇滚三国》进行分析,探讨了网络大电影叙事语言配音的特征及其影响要素。在此基础上表达了网络大电影叙事语言配音逐步形成了自己明显的表达艺术,突破了以前单一的有声语言形式,从而内化为一种口语传播文化。

摘要：龟兹是佛教东传的前沿和咽喉地带。从龟兹僧侣传译弥陀信仰经典和现存龟兹语所书写的具有弥陀信仰内容的经典来看,弥陀信仰随着大乘佛教在龟兹本土人中流传。安西都护府时期,出现了汉传大乘佛教向龟兹的回传。从龟兹石窟的净土艺术来看,安西都护府时期龟兹汉人主要流行弥陀信仰,汉人弥陀信仰在龟兹回鹘时期继续存在影响,吐鲁番地区弥陀信仰亦对龟兹产生影响。所以,弥陀信仰确实曾在龟兹有一定程度的传播。

摘要：2008年11月8日-9日，法门寺博物馆为庆祝建馆20周年，举办了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对20年来法门寺出土文物研究及法门寺历史文化，进行全面总结和深入研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考古研究院、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等全国各地从事佛教、考古、艺术、博物馆学、茶文化研究的50余位学者与会，先后进行了两场研讨会，

摘要：弥陀信仰起源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学术界多从"无量寿"和"无量光"名号的字面含义入手,援引佛教以外的诸神作为弥陀信仰的来源。其中"无量光"带有浓厚的他力救赎思想却被学术界所忽视,而这种思想最有可能受到犹太教的影响。弥陀信仰起源于大乘佛教初期,且极有可能产生于中亚地区。从最初弥陀的造像上看,它最早是受到犍陀罗佛像造像艺术的影响,而犍陀罗佛像造像艺术风格得以发展,应归功于希腊人的影响。无量寿的思想亦非原始佛教所主张,在其他宗教中寻找关于无量寿思想的来源,最有可能受到波斯人的宗教影响。弥陀信仰形成的根本动力还是在于佛教自身的发展,早期佛教所具有的"念佛""念天"的观念,可视为净土信仰的起源,而"回向"思想与他力救赎思想相遇,打通了佛与信众布施功德的双向渠道,信众可以指望诸佛累世功德的"加持",从而大大改变累世的业。因此弥陀信仰亦是佛教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摘要：中国上古三代时期,逐步建立“国家组织”形式。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商代国家机器凡事先“占卜”,让鬼神与莫名的力量做决定。西周总结商朝丧国的经验教训,并考虑到西周刚刚建立的实际和社会稳定的需求,当然西周人也不会超越历史认识的局限性,在神秘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就会不自觉地反映出周人的礼仪思想和特殊心理,产生崭新的“德治”新思维、新方法、新宗教观,进而设计出以“德治”为最高统摄的“礼乐制度”。这是原始宗教信仰的巨变,是社会精神意志的创新,是社会意识在历史变革下的换血,也是国家管理层面上的进步。从西周出土的青铜器中,特别是具有特别用途的祭器中发现,贯穿西周13位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不再出现让“神”决定一切的内容,而是紧密地围绕着赞美天佑、颂扬美德、军功记事、分封田亩、世代历史、先王训政等,这是一种“大转折”,将社会注意力从“以神为旨、为纲”转向“以人为本”。期间大量的金文内容涉及“德治”。文章着力探讨西周时期的文物中如何体现“德治”思想,如何将“德治”思想从认识层面、制度层面、风俗层面、宗教层面贯穿整个西周王朝的社会生活。西周统治者将“天命”和“德治”作为国家基石,是弥合和解决不同社会阶层和部族对普世宗教的需要,其内核就是将高高在上的统治意志,通过宗教思想和宗教心理的建立,向社会全面推进,其外延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推进阻力,这也是一种主动的顺势推广,是由点到面的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以“血缘宗亲”“信仰崇拜”为社会架构制度和人际关系的社会模式。

摘要：隋代董钦鎏金佛造像做工精美,其上刻有铭文,极具艺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铭文内容涉及宗教信仰——药师佛信仰和西方净土信仰,以佛教经典为基础,着力揭示药师佛信仰和净土信仰的社会原因在于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和对于现实世界的塑造,以便于润滑社会环境,降低社会矛盾和人民心中的负面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