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郊祀祭坛是都城礼制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长安城郊祀祭坛在规划设计上以《周礼》模式为基础,在继承之前设计模式与思想的同时,有新的创建和调整。祭坛方位的确定,运用了阴阳方位、五行方位、比附星辰位置的法天模式三种思维;祭坛的形制与尺寸设计,运用了天圆地方、凹“坎”、周易阴数和阳数、五行生数与成数、太一行九宫等象征手法。郊祀祭坛设计思想是都城上层的精神空间表达,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模式在城市规划与设计上的体现。

摘要：题马画诗作为马画马诗交融之产物,富于画学价值。唐人题马画诗以真咏画、以虚衬画,对马画画境有所开拓;感物寄意、借题咏叹,对马画画意有所发挥。其塑造画马形象,多借相马术语;寄寓情志,又与相马感士传统相承。唐代鞍马画写实重形,既引起诗人增加形色咏写之笔墨,也引起画论家从形体角度进行评鉴,而相马知识则参与其中,题马画诗之于马画领域吸收相马话语亦有一定的媒介意义。唐代题马画诗从艺术话语、审美趣向、形象塑造、寄意几个方面,都对后代的马画创作及画论画评产生积极影响,有肇始意义。

摘要：自汉之后,学者对《考工记》“匠人营国”一节文字的含义颇多歧见与争议。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东汉经学家郑司农辑录、郑玄注释的严重错误所导致。汉武帝时少府考工官依据西周遗文编选而成的《考工记》,约在两汉之交散佚。郑司农把《考工记》佚文及不属于《考工记》的“营国”佚文合并增入《周礼》后,“营国”制度受到郑玄等历代学者的错误解读。“营国”的对象不是郑玄所指的周王城,而是指西周时代的诸侯大国。“國”字是西周中期分封制度定型时创制并用作诸侯国专称的。“建国”的含义等同于“封国”,“营国”即指在分封的诸侯国内进行城郭、食邑等营造活动。城“方九里、旁三门”的含义不是指方形城的边长九里、每边三门,而是指城墙的周长九里、城门三张。“九里之城”与“百里之国”“三里之宫”结合,构成西周时期诸侯大国地域、都城、宫殿三层次的礼制格局和尺度。西周王城的周长为“方十二里”。“营国”制度不是传统认识上的周王城规划,而是西周王朝为诸侯大国制定的国土空间规划,可称之为“周诸侯国规划模式”。这种规划模式的思想与原则,能够反映西周时代中国国土空间规划设计所达到的科学与艺术高度。东汉之后,已经异化的“营国”思想,对北魏洛阳、隋唐长安与洛阳等中国古代王朝(政权)都城的规划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摘要：近代川江行轮通商的兴起,是清末民初川江航运现代转型的标志。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蒲蓝田(Samuel Cornell Plant)堪称长江上游轮船航运史上经验最丰富的外籍专家。在技术层面,他最早成功开辟了川江行轮的通商航线;在制度层面,作为首任长江上游巡江工司,蒲蓝田建构起川江现代化的航道助航设施与行轮空间秩序;在知识层面,他最早设计出适合川江的轮船结构,撰写了影响深远的《长江上游宜渝间航行指南》。在近代川江行轮技术转移的本土化过程中,蒲蓝田承担了技术输入的“中间角色”。其历史启示在于,作为技术转移的最终受益方,特别是当中国本土技术能力与独立发展还存在差距时,通过合理的技术人才引进,配合制度建设与知识生产,最终实现技术创新的在地化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摘要：东汉时期曾短暂分封公国。公国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也有其发展脉络。公国制度源于《周礼》等书所记载的五等爵制。王莽时期的制度设计为东汉初年公爵分封的实行提供了现成的模式,并为东汉所借鉴。在实际分封过程中,右翊、左翊公国是分原左冯翊之地而建立。建武十七年,诸公爵开始进爵为王。公国消亡的原因,一方面是汉光武帝对郭皇后被废一事的顺势而为,另一方面是汉光武帝借宗庙制度改革表明承继西汉法统的主动之举。

摘要：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下,研究双向FDI的产业升级效应问题已无法规避环境规制策略的动态调节机制。采用中国2004—2019年30省份面板数据及门槛计量技术,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能否有效倒逼和动态纠偏双向FDI的产业升级效应。结果发现:OFDI对产业升级产生了积极影响,而IFDI则妨碍了产业升级,并未显现国际资本助力中国产业升级的“双轮驱动”现象;双向FDI的动态产业升级效应存在明显差异,OFDI和IFDI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分别具有“U”型和负向“U”型演化特征;环境规制能彻底扭转双向FDI对产业升级的潜在不利冲击,可完全成为国际资本有效驱动产业升级的双向“调控器”,但相比“走出去”,须在“引进来”过程中实施更为严厉的环境规制策略;现阶段的环境规制强度最有利于倒逼OFDI逆向产业升级,但对IFDI驱动产业升级总体具有消极的纠偏效果;双向FDI驱动产业升级的环境规制调节机制存在空间差异,东部地区要实现最优调节效果需实施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现阶段环境规制虽对各地区OFDI逆向产业升级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积极调节效果,但并未能有效倒逼东、西部地区实现IFDI与产业升级的协调发展。本文研究表明,应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设计更加细分、灵活的环境规制策略,以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在OFDI和IFDI驱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双向“调控器”功能。

摘要：《匠人营国》篇的布局原则主要有"一门三道""前朝后市""左祖右社"。这些原则的思想渊源均能在先秦文献中找到。"一门三道"源自先秦时期为社会稳定有序而作的理想化设计。"左祖右社"源自先秦时代的阴阳思想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左吉右凶"的观念。"前朝后市"则是对商、西周时代王与王后分治观念的追述。实际上《周礼》的天、地、春、夏、秋五官系统中也包含这几种原则。由此可知上述几种布局原则在先秦时代已经形成,所以《匠人营国》篇并不是根据西汉长安城的布局写定的,其著作年代应在战国时期。

摘要：西方环保领域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研究表明,不确定性普遍存在,并在确定时间内对竞争价格有重要影响。环境经济的不可逆性研究目前主要应用于不可逆后果的水利工程和温室气体效应研究。对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二者关系的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必然导致环境价值保护决策的不可逆性,二者共同影响环保投资的预期成本和投资预期净现值,对环保政策产生负效应。根据已有的环保决策理论,结合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二因素,环保决策路径的选择应该包括不确定性评估、环保决策指标设定、环境资产交易定价边界设计、环保决策选择和实施最佳时机等环节。

摘要：本文试图在人类惯常的思考方式—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时态之间建立连贯性认识,以切入农业、工业和公元2000年以来三个时代的内容,集中就每一时态里的时代特征、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展开近乎白描式的书写,以此来探求人类世概念的内涵、厚待人类世地球生态系统的路径。人类世Ⅰ-Ⅲ分别为农业时代（农业起源至1769年）、工业时代（1769-2000年）、地球和谐时代（2000年至今后）。有史以来,在自然界中的人类活动已充分体现了人类智能所拥有的强大力量。人类及其创造与地球生态系统早已密不可分,且长期兼具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多种角色;人类只有恰当地运用科学、技术和工业手段,整个社会才会迎来地球和谐时代。

摘要：以保留存世的维吾尔"民间契约文书"为史料来源,从历史和制度的视角研究借贷契约的形式及运作原理,探讨对当代维吾尔乡村借贷的治理机制的启示。研究显示,契约文书烙有深刻的乡村传统智慧,它影响到新疆维吾尔村民生活诸方面,对于民间借贷的特征具有很强解释力,尤其是对借贷执行的解释上更能与史料吻合。农户面临的信贷约束离不开高违约率的挑战,因此需要构建能够有效地应对防范风险的借贷治理机制至关重要。为此,该文以维吾尔乡村借贷中民间非正式治理机制为切入点,从经济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从而观察维吾尔乡村社会民间借贷治理的微观机理,并指出除了国家正式制度设置外,其农村信贷核心制度设计却在于挖掘和发挥非正式制度,以使不同治理机制与之相匹配,促进农村信贷市场的发展。这对一个地区农村民间金融治理方面将会起到重要的维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