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时期(1935-1948)管弦乐创作思维与技术,借鉴西方古典音乐传统,融合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体现出如生活化的音乐意象、民族化的音响形象、中西融合的结构思维与中西混合的乐队编制等中国式创作特征。它丰富了中国管弦乐创作初期的探索路径,提供了中国管弦乐创作至今的本土化借鉴意义,同时彰显与承载了我国特定时期的民族气质与民族精神,又与新时代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愿景一脉相承。

摘要：当代中国美学需要克服理论内卷化亦即封闭的体系概念自我循环倾向,这就要求从美学研究美学改变为美学研究审美。一个基础性工作是当代中国审美感知语料库建设。审美语料库借鉴语言学的语料库,借助电子化技术采集、存储、加工和统计分析当代中国人审美感知方式,为进一步的美学研究提供可靠的资料。语料库的当代审美经验构成古今中外美学理论研究的阐释学视野与问题背景,对原初的一阶审美经验的梳理,不仅是艺术社会学与审美心理学的爬梳,而且刺激审美形态与范畴理论的生长与发展。这是一项关乎美学全局的全新工程,它召唤美学界同仁的关注与参与。

摘要：提琴音乐经过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摸索发展,在16—17世纪达到空前的繁荣。提琴能够在16—17世纪视域中不断被放大并得到高度关注,显然与提琴制造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作为提琴制造业鼻祖的阿玛蒂家族,在该时期一直被视为提琴制造业的标准,引领其发展与繁荣。本文将以阿玛蒂家族为主题切入,梳理16—17世纪阿玛蒂家族中制琴创新方法、工艺特征和声乐奥秘的演进,以其深入观察该时期阿玛蒂家族提琴工艺发展对音乐变革的重要地位。

摘要：仪式性语境的存在,赋予杂舞的底层以祭祀乐舞痕迹,使其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早期杂舞有着上古军事用乐和仪式用舞的传统,因而具有多样化特征。杂舞从民间上升为宫廷宴飨的轨迹表明,文人的创作、拟作影响了杂舞的操演和互动,胡乐舞与杂舞的融合、共生也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这种涵化方式,既是杂舞历史互文传统的延续,又是政治在场语境下民间与宫廷互动的见证。

摘要：17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世俗单声歌曲的衍变以《新音乐》发轫,经过佩里的宣叙性风格丰富后,约于1605年到1630年达到高潮。文章以地域和风格为线索,爬梳17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世俗单声歌曲的演进脉络,深入历史维度中总结其风格、表演、传承、歌词、作曲家等方面的艺术特征,以观察其在17世纪上半叶意大利音乐史中的重要地位。

摘要：17世纪初涌现出诸多新的音乐形态,以持续低音(basso continuo,又译:通奏低音)、宣叙性风格、歌剧等为典型代表。这些不但是新音乐的标志,且和单声歌曲密切相关。文章由17世纪初意大利世俗单声歌曲的词源和原境分析入手,梳理其思想根基与实践来源,以厘清其形成过程中的理念因素和创作积累,从而与其代表作《新音乐》的创作理念和技法进行关联,为进一步认识单声歌曲在17世纪之后的衍变和艺术特征奠定基础。

摘要：道教乐舞是唐代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的道教乐舞兼收并蓄、融合众技,不但继承了汉代道教乐舞的神韵,同时还融入了当时胡乐胡舞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意蕴,其艺术思想对后世的乐舞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要：敦煌壁画中的凤首箜篌图像,绘制于初唐至西夏时期的六百余年间。其形制演变,从一个侧面展现出风首箜篌中国化的发展历程。敦煌壁画中既留存了无装饰琴首的原始样貌,又经密教化改造,在盛唐时期出现了三钻首的形态。中唐以降,凤首笙筷历经鸟形首、鸟首、凤首的形制演变,最终确立了凤首的器形,其中单弦的凤首箜篌逐渐成为最主流的形制。单弦凤首箜篌的形成,受到其文化渊源与佛教经义的双重影响,或与佛教“一音说法”的观念相关。

摘要：理解琴乐须在其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还原考察,相较于他娱性音乐审美模式,琴人以其对“自在”维度的生命体知展现出琴乐的一种生态审美本性,琴乐本体亦呈现出基于生命实践的生态化存在方式;琴乐注重的往往不是基于“事实”的音乐书写,更侧重于一种“适时”的音乐阐释;古代文论中相关“自娱”“自况”的叙事则呈现琴乐关注此在生命之乐的存在论美学观;琴曲创作者、演奏者与聆赏者统一于“人琴同构”的生态存在论场域中不分彼此,由此直接关涉两种音乐审美方式中音乐观念的通约性问题。

摘要：本文对菏泽喇叭李庄鼓吹乐班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主要分析了其历史渊源、艺术特点以及传承发展。同时,通过分析喇叭李庄鼓吹乐班的生存困境,提出了一些个人的思考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