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5~17世纪,伴随地理大发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瑞典等纷纷在印度沿海港口城市建立据点,发展与亚洲国家的贸易。清政府自1685年开放海禁,参与广州贸易的除欧洲商旅外,还有亚裔商人,如亚美尼亚人、穆斯林、印度人、巴斯人、犹太人等等从吉光片羽的文献,以及传世若干书写波斯、阿拉伯铭文,或仿印度、中东地区金属器、玻璃器造型及纹饰之广珐琅中,仍可依稀追寻这些商人已逝去的踪迹。

摘要：18世纪广东铜胎画珐琅的最大外销市场以欧洲为首,所以西洋人物图像是广珐琅的主要纹饰之一,这些异国人物图饰也受到中国市场青睐。相较于清宫画珐琅上西洋图像的明显风格取向,广珐琅作为商品驱动更多不同类型的图像的生产,以吸引和满足各方客户。商业因素也激发广东画珐琅人的创造力,设计出中国风格强烈的西洋人物,成为广珐琅的特色产品。

摘要：伊斯兰玉石雕刻有着悠久的历史。13世纪,特别是15世纪以来伊斯兰玉器艺术的发展,与蒙古人的西征并成为该地区的统治者,及其对汉地玉雕传统的接受和推崇息息相关。13-15世纪伊斯兰玉器在造型上可见宋元艺术影响的痕迹,16-17世纪,伊斯兰玉器在工艺、造型、纹饰方面均与明代存在相通之处。印度莫卧儿王朝16、17世纪玉雕艺术的繁荣,直接导致新疆地区优质玉料的西流,是造成明代玉器总体而言玉质欠佳的重要原因。除了草原和海上丝路,西藏是明朝与中亚、南亚诸国交往的重要通道。

摘要：广东金属胎画珐琅器的制作和贸易虽非广东外销商品的大宗,但足迹远布欧洲、北美、西亚和东南亚地区。因应目的地不同的市场需求、文化习惯,销往上述地区的广珐琅从造型、纹饰、功能、使用方式等方面都呈现不同面貌。销往欧美及伊斯兰世界的广珐琅多作为日用品使用。其中销往欧美者,造型、纹饰显示更多的变化。18世纪早中期特别流行家族徽章、西式图案,珐琅绘画技法高超。18世纪晚期特别是19世纪,随着消费群体的拓展,广珐琅绘画日益粗率,色彩俗艳,且纹饰繁缛。销往泰国者,部分与宗教相关,其黄、红二色珐琅以及帕农神、迦陵频伽图案的普遍使用,体现浓郁的本土特色。销往伊斯兰世界的广珐琅,造型明显借鉴伊斯兰金属器,深蓝色及金色的配合使用,具有伊斯兰艺术的显著特征。

摘要：清宫旧藏中,班禅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献的银胎珐琅嵌宝石靶碗、盖罐、海螺,通常认为其产自西藏,但通过制作工艺以及装饰风格分析,应是印度莫卧尔王朝18世纪制品。其中带座靶碗的造型与组合具西藏特色,又与印度贵族吸食水烟的器具有一定相似性;盖罐应为印度皇室或贵族盛会所用之器;所谓海螺,其造型与印度象征佩戴者军事才能的火药筒相同。这些器物在印度本土原与宗教无涉,因其华美、珍贵,故被班禅作为藏传佛教供器于乾隆帝六十大寿时进献于乾隆,随后被乾隆帝分别供奉于养性殿、养心殿和盛京。据此亦可知,在清代,进入紫禁城的不仅有来自印度的玉器,还有金银器。明、清时期的细金工艺以及审美情趣,曾受伊斯兰地区装饰艺术的影响。

摘要：关于苏立文教授在学术上的争议，在本刊2013年10月刊（“关注”栏目《苏立文眼中“不合格”的徐悲鸿》）和12月刊（“关注”栏目《作品，才能反映艺术家的真正地位》）均已经进行探讨。

摘要：故宫早年的发展和活动,一方面自然要归功于院内同仁的不懈努力。另一方面,文化人士对博物馆事业的推动与支持也必不可少。本文从一位院外人士叶恭绰的书信和回忆录等入手,回顾他与故宫博物院的互动情况,包括故宫成立前后的早年渊源,易培基、马衡时代与两任院长的交往,以及在筹划故宫藏品为主的伦敦中国艺术展中的角色和记录,并以此探讨民国时期博物馆和社会精英的良性互动。

摘要：或许是欣赏文物艺术品与品味美食之间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处，很多大收藏家都对美食颇有研究，敏求精舍的舍友们味蕾是否挑剔，只要品尝—下敏求会所里面的“私房菜”就知道了。

摘要：历史上自有政府组织以来，工匠就逐渐分成官匠与民匠两种类别，清初官匠与民匠都是受雇取值具有巧艺之人，此时内务府造办处也雇用民间工匠为皇室服务，皇帝俨然是一位最有权势的雇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