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文学理论研究遭遇危机之际,作为一个替代方案,文学批评在今天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使命。它能拯救理论吗?回答这一问题之前需要对文学批评做出新的分析。文学批评是一种话语实践。当代文学批评话语形态表现为学院派批评和大众媒介批评两种,它们背后都有潜在的价值诉求,即本体价值诉求与功能价值诉求。二者从顶层上设计了文学批评的话语机制,即介入写作与介入社会。作为这一话语机制的落实,文学批评的物质性力量、社会学力量、人文学力量,各尽其职,由此完成文学批评话语实践的整体进程。通过这一复杂的文学批评话语实践,文学批评成为"活的""有力的"文学批评。就此而言,用批评拯救理论并非不现实。文论或可借由这一话语实践观照自身的危机,反躬自省,实现理论的自我救赎。

摘要：在1936年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论争中,《文学》同人尤其是茅盾排除政治偏见、宗派情绪及个人恩怨等因素的干扰,围绕"创作与批评"、"理论与实践"等问题,努力探索合乎艺术之道的左翼文学,提出了"作品产生理论"、"自出题目自做"等极具建设意义的观点,为左翼文学的发展建言献策。

摘要：本文对《红楼梦》和《醒世姻缘传》中的俗语使用情况进行了对比考察,发现两部作品在俗语使用方面的最大不同在于,《醒世姻缘传》中有38%的俗语使用在叙述语言中,《红楼梦》叙述语言中俗语的使用则不到总数的5%,并且叙述语言中俗语的不同语用表现也可见出两部小说在叙事风格方面的不同特色。两部小说在人物话语中的俗语使用情况也不尽相同,在《红楼梦》的人物话语中俗语大量出现,占到总数的95%,不仅完成了《醒世姻缘传》叙述语言中使用俗语所达成的功用,而且在艺术表现上有超越。《醒世姻缘传》中的俗语在人物语言中的使用虽占总数的近62%,但在刻画人物性格等方面与《红楼梦》相比大显逊色。在俗语使用方面的另一个不同表现在俗语的内容上,即《红楼梦》中很少见到类似于《醒世姻缘传》中的一些具有强烈愤世色彩的俗语,这也表现出两部小说在内容方面的不同特色。

摘要：本文通过比较、概括和分析,对象征进行了多侧面的考察,最终得到如下看法:象征既是修辞格,也是艺术创作的方法。象征的征体和本体之间的意义关系是比喻和借代,但因为象征突出了征体的代表作用,它内部所含的比喻关系或借代关系的差别性随之减弱,趋于消隐。象征的征体寄寓并表达了深远的意义,具有重要的代表作用,这是象征的基本属性。象征的征体所寄寓并表达的深远的意义,说到底是相关个人或人群的价值观的反映。

摘要：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关键是"当代"一词。"当代"不只是一个时间,还是一种价值。讨论中国当代艺术应该从当代到"当代性"。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中国当代艺术的"当代性"大体形成了四种话语,即现实性与时代性、创新性与差异性、文化性与批判性、超当代与挑战性等。这些并不是当代性的全部内涵,但代表了当前学术界对中国当代艺术当代性的理解。当代艺术最根本的是挑战传统与规范的,具有一种理想性的艺术观念,它最终沉淀为历史性价值,构成"一代有一代之艺术"的重要一环。

摘要：共同体事关对共同价值的分享。文论共同体是以学术自主性为基础分享共同价值具备深度交流的学术状态,因此,自主性、共同性、精神性成为文论共同体的主要特征。中国当代文论在70年代末以来具备一定程度的共同体性,但整体而言,中国当代文论不具有高程度的共同体性。中国当代文论受制于学科壁垒、门派壁垒、意识形态壁垒和文化壁垒,使中国当代文论不能真正体现共同价值并发挥其功能。中国当代文论共同体程度不高,身处深度交流不足、高度行政化、私心泛滥、物质利益至上的困境。为了促进中国当代文论发展,共同体应该就专业问题与公共问题展开深度交流;警惕行政化,注重文论研究的民间性、社会性;遏制私心,发扬文论研究的公心与公共意识;克服物质利益至上弊端,增进精神性、突显人文价值。而根本上要建立文论共同体,必须坚守与维护“作为人学的文学”这一共同价值,揭示人、人性、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谋求人的安全、幸福、自由,坚持公心、公意、公道,才能真正将文论研究者联合起来成为一种生命、思想、价值的共同体。

摘要：2015年8月18日下午,第十一届(徐州)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期间,前来参会的韩国著名学者崔溶澈教授接受高淮生教授以《红楼梦》翻译及海外传播为议题的学术对话。"对话"讨论了如何翻译出一个相对精善的《红楼梦》译本以及《红楼梦》在韩国传播的现状。崔溶澈教授认为,《红楼梦》是打开中国艺术殿堂的一把钥匙,翻译家就是艺术家,外国译者翻译《红楼梦》就是在"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