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地方债务一直呈现上升、积累和扩大的趋势。自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刺激经济计划,地方债务快速扩大,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可能成为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负面因素,必须引起各方的关注。控制地方债务过度膨胀、防范相应风险的制度设计和对策为:从法律角度约束和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将地方政府的债务考核和信用评级纳入其政绩评价范畴;开通地方政府公开发债渠道;适时开征物业税。

摘要：诉讼作为一种问责街头官僚不当执法行为的监督方式是有效的,但这种监督方式受到诸多制约。行政相对人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能力直接关系到能否掌握街头官僚的执法不当行为的信息,这是对街头官僚进行问责的关键。行政机关积极进行撤诉动员则是由于官僚体制内部的激励扭曲,现有的绩效考核制度不仅没有激励行政机关在败诉后改变自身行为,反而促使行政机关努力避免败诉,绩效考核指标设计及绩效考核的强激励是产生激励扭曲的根源。

摘要：新时代年轻干部职务晋升设计要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践与创新,不断提高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营造敢担当、勇创新、善作为的良好政治生态。新时代年轻干部切忌用浮躁化、碎片化、空心化的思维方式延缓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发展进程。

摘要：精准扶贫对广大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苦生活、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文章通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陕西南部两贫困县农户的贫困动因,及其对于精准扶贫的满意度状况进行了调研。研究发现:导致两地农户贫困的主要外因是经济模式单一、产业增收渠道不够广,首要致贫内因是缺乏一技之长。两县贫困农户对于政府精准扶贫工作在识别、帮扶等方面的满意度较高,但对于目前的精准扶贫监督情况不甚认同,参与度较低。两县的精准扶贫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扶贫合力不足、农户参与度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上述发现,从优化乡村环境、完善工作机制、深化产业创新、增进农户参与四个方面提出推进精准脱贫工作的建议。

摘要：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总体思路和改革方向。宗教事务管理领域应该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国内现有关于宗教事务管理的研究和制度设计大多停留在对传统管理模式的升级改造方面,没有全方位地对大陆以外地区经验进行研究和借鉴。台湾地区在这个方面积累了一些比较丰富和成熟的经验,是我们应该投入精力和时间研究的鲜活样本。台湾地区宗教事务管理方面取得的经验能够为优化我国宗教事务的管理提供参照和借鉴。

摘要：治理概念的提出和治理理论的发展,几乎伴随着中国的深度转型。这种机缘巧合,使得治理概念和理论一经提出,就被我国学者不断地从话语层面进行着处境化诠释;同时,为了解决社会深度转型中面临的复杂问题,政府迫切需要寻求新理论的指导,于是,经过中国著名学者在话语层面处境化诠释的治理理论就很自然地嵌入政策实践之中。作为反馈,政策实践又不断处境化地诠释着治理理论。而治理作为一种认同度较高的政治思想也必然会"深深植根于具体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处境中并对处境产生有意义的反馈"。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三大不良心态可能与我国当前治理结构、治理生态的畸形有关。要克服这三大不良心态,我们既要有好的顶层制度设计,来满足国家宏观治理的需要,又要开展深入社会日常生活的"微治理",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微问题"、处理"微事情"和满足"微心愿"。

摘要：党的十八大之后,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为目标,推动建立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其中,转变政府职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和难点,本文以"职能科学"为切入点,立足于我国政府机构职能现状分析,从方案调研、方案设计、方案出台、实施监测、效果评估、反馈调整等六个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并进一步深入分析此次行政体制改革职能科学目标的实现路径。

摘要：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迅猛发展,应对机遇与挑战,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高职学院导入自身特色的形象识别系统(NPO IS)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高职教育的特点,提出了一系列高职学院形象设计与塑造的对策和建议,有助于进一步促进高职教育的良性、平稳发展。

摘要：现代信息技术使互联网、智能手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信息流已经不局限于点对点的互动,而是由点及面地形成了一个新的空间,让人类聚集的空间从地理域延伸至镜像域。互联网再造了微观世界的运行机制、人类的幸福感。个体的聚集不再限于地理空间,互联网形成了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而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甚至实现了地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双向互动,全球城市、共享经济也正是线上和线下交互的产物。

摘要：新时期乡镇改革的趋向之一,是在治理现代化话语的引导下构建简约高效的乡镇治理体制。结合江苏省乡镇治理“1+4”模式实践可以看出,当前,基层“三整合”改革(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在现实中面临着沟通协商机制不健全、存在部门壁垒和“信息孤岛”现象、人力资源支撑不足、资源支持和政策激励有限等困境。为此,要重塑多元治理主体,构建多中心网络治理格局;完善制度与规则,健全协商与沟通机制;加强顶层设计力度,实现技术赋能基层治理;聚焦治理效能,推进包容性治理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