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背景:对立违抗障碍(ODD)以显著的对立、违抗和破坏性行为为主要特征,和品行障碍(CD)一样,被认为是破坏性行为障碍(DBD)的一种。然而,相比较与CD,ODD并不包括严重的攻击或者反社会行为。目的:本研究旨在探索ODD患儿的执行功能(EF)特征。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的研究设计。入组研究的ODD组有43例(pure ODD患儿14例和ODD/ADHD患儿29例),和pure ADHD患儿39例。健康对照组参与研究的有52例。采用Stroop色词测试,韦克斯勒智力量表儿童版(第四版,WISC-IV),威斯康辛卡片分类测试(WCST),和剑桥成套神经心理测试(CANTAB)对ODD和单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儿童进行执行功能测试,并且在控制了年龄以后,与健康发育儿童作比较。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执行功能缺陷在ODD(包括单纯ODD和ODD/ADHD)和单纯ADHD发生中的风险。结果:控制年龄因素后,ANCOVA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相比较于对照组,ODD组在Stroop色-词测试,WISCIV的倒背数字广度、WCST的持续反应数和概念化水平的得分更低,而在CANTAB任务视觉空间记忆(SWM)的错误数和策略分的得分更高。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Stroop色词测试乙表读数进入ODD的回归方程。总结:ODD的患儿在执行功能任务时表现得更差。反应抑制缺陷是ODD的风险因素,而反应抑制和工作记忆缺陷是ADHD的风险因素。

摘要：背景:22%至58%的患者在初级保健机构主诉躯体症状。既往研究发现躯体化与愤怒特质和家庭功能相关。然而,有关研究却非常缺乏,特别是评估家庭功能在愤怒特质如何成为躯体主诉中的调节作用。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验证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的变化是否调节愤怒特质和躯体化之间的关系强度。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并从上海一所综合性大学招募2008名大学生。所有参加者完成问卷,包括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状态-特质愤怒表达量表2(STAXI-2中文版)、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第二版(FACES II中文版)来评估其当前的躯体化程度、愤怒特质与家庭功能。采用分层线性回归分析(进入)分别对男性和女性验证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对愤怒和躯体化之间的关联性的调节作用。结果:躯体症状在男性女性中均与抑郁和愤怒特质以预期的方向显著相关。家庭亲密度和家庭适应性与躯体症状呈负相关。女大学生家庭亲密度对愤怒特质和躯体化之间的联系起到调节作用,而男大学生家庭亲密度的调节作用是轻微的。变量目前抑郁症状矫正后,家庭适应能力的调节作用在男性和女性中均没有显著性。结论:容易愤怒是躯体化的一个独立预测因素。对于女性来说,较高的家庭凝聚力是一种保护因素,可以减少愤怒特质对躯体症状的影响。没有当前抑郁的共病的话,家庭适应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有愤怒倾向的个体发展为躯体化。家庭凝聚力培养、家庭灵活性培养和抑郁治疗相结合的干预措施可能对有愤怒特质的躯体化患者更有效。

摘要：背景:安慰剂对精神障碍的治疗疗效一直颇为争议。在广泛性焦虑障碍治疗的随机对照研究中,心理治疗安慰剂对照或等待治疗对照是两种最常见的对照设置。但是,目前尚缺乏这两种不同的对照策略对临床疗效影响的系统评价。目标:通过广泛性焦虑障碍的随机对照研究数据,比较认知行为治疗与心理治疗安慰剂对照或与等待治疗对照时患者症状严重程度的变化。方法:在以下数据库中检索有关广泛性焦虑障碍的随机对照研究:PubM ed、PsycI nfo、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检索系统、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以及台湾电子期刊服务网数据库等。根据预先设定的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文献,根据研究的偏倚风险和证据质量水平对每项纳入的研究进行全面的方法学质量评价。采用RevM 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使用R软件进行3组比较的网络meta分析。结果:共纳入12项研究,总计样本量531例。相较于任何一种对照的方法(安慰剂或等待治疗),认知行为治疗对广泛性焦虑障碍的疗效更好。用心理治疗安慰剂的方法能比等待治疗显著减轻症状。这些研究中有8项被为"高偏倚风险",研究的总体证据水平处于"中等",表明将来的研究可能会改变这一Meta分析的总体结果。结论:总体而言,广泛性焦虑障碍治疗的随机对照研究的研究质量中等。虽然这些研究表明认知行为治疗具有优势,但迄今为止这一结果还不稳健。在这些研究中,心理治疗安慰剂对照组的治疗效果不可忽略。在随机对照研究中,无论是研究设计时还是解释有关心理治疗干预效应的结果时都应充分考虑安慰剂效应。

摘要：背景：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中度精神障碍。子宫内营养缺乏可增大患精神分裂症的危险。其主要依据来自1944～1945年荷兰饥饿冬天（Dutch Hunger Winter）研究，当时食品摄入在短期内极剧下降。这项有关饥荒期间受孕人群的大型队列研究显示，发生精神分裂症的危险增大两倍。目的：确定经受1959～1961年大饥荒的中国人是否有相似的结果。设计、地点及参试者：发生精神分裂症危险的调查于安徽省芜湖地区进行，这是当初受灾最重的地区之一。对饥荒之前、饥荒期间和饥荒以后出生的人群发病率进行比较。芜湖及其周围6个县是由一所精神病院负责的。对1971～2001年所有的精神病病历记录均进行检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和社会人口学资料由对自然灾害暴露情况不知情的研究者摘录。有关饥荒年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的数据是有效可用的，累积死亡率根据以后的人口学调查进行估计。主要观测指标：饥荒的证据已经核实，计算未校正的以及对死亡率进行校正后的发生精神分裂症的相对危险度。结果：安徽省的出生率（每1000人）在饥荒期问降低了约80％，从1958年的28．28降至1959年的20．97、1960年的8．61和1961年的11．06。在饥荒期间出生的人，晚年发生精神分裂症的校正后危险明显增高，从1959年的0．84％增至1960年的2．15％和1961年的1．81％。死亡率校正相对危险在1960年出生者为2．30（95％可信区间，1．99～2．05），1961年出生者为1．93（95％可信区间，1．68～2．23）。结论：我们的调查重复了荷兰不同种族人群的数据，结果显示，出生前遭受饥荒可增高晚年患精神分裂症的危险。